健康资讯 永乐七年之后，朱棣在外面建功立业，太子朱高炽奉命监国，负责处理帝国的日常政务。朱棣给他的授权里不包括以下三项内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也就是人事任免权、外交接待权、军事指挥权。
每一项内容都是要害，关乎国柄，关乎最高权力的归属。特别是第一项人事任免权，更是朱棣难以放心的所在。他常年在外，万一太子私启权柄，将帝国权力操纵在他一人手里，那太子和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朱棣在离京前严格规定：“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不允许太子独留私见帝国官员，目的很明显，防止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十八日，朱棣在北京直接写信批评皇太子说：“我命你监国，凡事务必宽大，严戒躁急。大臣有小过，不要遽加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九天后，朱棣再次写信批评朱高炽说：“优容群臣，勿任好恶。凡功臣犯罪、调发将士，必须奏决。”这一次的口气不可谓不严厉，用了“必须奏决”四个字，明确取消朱高炽的人事处置权。
那么，什么事使得朱棣如此动怒呢？其实很简单，不久前朱高炽在朝会上批评了刑部尚书刘观。
刘观是雄县人，深得朱棣赏识。永乐元年，朱棣做皇帝后，就升刘观为云南按察使，还没赴任呢，又马上官拜户部右侍郎。第二年，刘观调任左副都御史。永乐六年，升礼部尚书。同年十二月，任刑部尚书。从刘观的这份仕途履历表上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火箭式的干部，如果没有朱棣对他的赏识，根本不可能仅用六年时间就从一个地方干部爬到刑部尚书这样重要的岗位上。
而朱高炽之所以在朝会上批评刘观只是因为后者犯有过失，他还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行政处罚包括开除等决定，但朱棣显然认为太子越界了。在权力的蛋糕上染指了属于他的部分，由此，朱高炽受到严重警告。此后，朱高炽终于明白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朱高炽监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流言和谗言却颠覆和扭曲了事情的真相，从而使得朱棣疑心大起，频频朝假想敌发动攻击。朱高炽监国期间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朱棣回京后被一一否决。
继解缙之后另一个牺牲品开始浮出水面，他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耿通作为朱棣新的假想敌，成为其不可不除的太子党主要人物之一。
永乐十年的秋天，午门。帝国都察院奉朱棣之命，召集全体文武大臣在此目击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人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此前耿通三番五次地谏阻朱棣，称“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也”。意思是您老人家回京后老是否决太子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搞得朱棣为此龙颜大怒，发誓非将耿通这个唠唠叨叨的家伙杀掉不可。
朱棣给出的杀戮理由是“（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这个极刑便是凌迟处死。史载朱棣说完这话之后，“廷臣不敢争，竟论奸党，磔死”。他是被寸磔而死的，死状惨烈之极。
朱高炽站在现场，一定是看在眼里，寒在心头。他的寒意细说起来有这么三层：一是朱棣杀鸡给猴看，其目的不在除掉耿通，而是警告他不要蠢蠢欲动；二是廷臣们的表情是噤若寒蝉，不敢争，“竟论奸党”。在他和父亲的矛盾冲突中不敢站在自己这一边。很明显，自己被孤立了；三是耿通最后“寸磔而死”，朱棣的“诛心之治”是不到极限不罢休，他朱高炽的处境真是岌岌可危了。
朱棣也的的确确加强了对朱高炽的管控。在征北期间，朱棣下令六科将太子日常行政事务逐条上报，并写明其赏罚的详细理由，以揣摩其背后动机。由此朱高炽监国，朱棣监子，权力的传导过程完全置于朱棣的秘密管控之下，朱高炽真是动辄得咎，举步维艰。
永乐十二年（1414年）八月，新的打击不期而至。这一年朱棣结束北征回到北京，很不幸朱高炽派人迎接圣驾晚了一步，同时他在上呈的奏书中有些措辞也欠妥，朱棣由此认为太子怠慢自己，太子党必须狠狠打击。
几天之后，朱棣眼中的太子党成员、东宫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正字金忠等人被关押了。虽然蹇义和杨士奇二人在做了自我检讨后释放，官复原职，可杨溥、黄淮等人却长时间失去了自由，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直到朱高炽做了皇帝才被释放。
永乐十六年（1418年），又一场新的考验降临到朱高炽身上。这一年，朱高炽因为宽恕了一个曾经立有军功的陈姓犯人，引起朱棣的猜忌，这个犯人是皇帝定罪的，太子却为了表示仁义擅自减刑，居心何在？
于是礼部侍郎胡濙被派往南京，秘密调查皇太子的德行。好在胡濙善于审时度势，不想得罪日后的皇帝朱高炽，只以“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密奏朱棣，朱高炽的境况转危为安。
朱高炽监国二十年，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随时面临生死抉择。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目送朱棣最后离世，并让自己成功坐上龙椅。
【默克尔之后，德国联盟党因败选闹分裂？希望这个德国大党能稳住】
在大选之后，德国的政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据德国电视二台报道，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在举行第一轮联盟试探性谈判后，都对会谈的成果表示赞赏。
按照初步计划，在下周一，这三个政党将举行“更深一层”的会谈。如果“红绿黄联盟”真的成功组阁，那么过去十几年一直作为执政党的基民盟将首次成为在野党。
更令人担忧的是，仅以1.6个百分点落后于社民党的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虽然还有联合执政的一线希望，但现在却已经陷入内部矛盾危机。联盟党仅得票24.1%是创历史最低纪录，虽然从理论上来说，联盟党仍然机会继续掌控总理府，但谁来为这次联盟党竞选失败负责已经成为党内的一个争论点。
基民盟总理候选人拉舍特目前在党内已经是众矢之的，联盟党内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他。而拉舍特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已经表态愿意让出党首的位置。
基社盟领袖、巴州州长索德尔本来是有可能代表联盟党出战竞选的候选人之一，而且之前他在民间的呼声比拉舍特更高。但是“老大哥”基民盟还是推了自己的人——拉舍特，最后的败选也令基社盟非常不满。
索德尔多次批评拉舍特，他说“德国人需要的是另一种的总理候选人”，但拉舍特显然太“老派”了，所以联盟党竞选惨败是因为拉舍特不受欢迎，而且拉舍特的大选策略也有问题。他认为，联盟党的惨败给联盟党带来了历史转折。
但索德尔的行为也受到了来自基民盟方面的批评。比如，石荷州基民盟籍州长君特批评联盟党内部的合作非常不顺畅。没有实现1+1大于2的效应。他还批评索德尔贬低他人以抬高自己的行为。
现在基民盟党内高层已经有人建议，第一步应该先寻找过渡时期的党内领导人，渡过危机。但也有人反对这一建议，认为基民盟立即需要新的强有力的改革者。
同样是在下周一，拉舍特将向基民盟高层建议，举行党代表大会，启动寻找新领导人的程序。如果人事更换程序不顺利，基民盟将面临严峻考验。《法兰克福汇报》认为，基民盟显然很需要一个挽救者，他必须样样都行：既自由开放又保守，既鲜嫩又有经验。要找到这样一位挽救者，不是件容易的事。
北周末年，杨坚辅政，听得孙思邈的手段，以国子博士的头衔，想把他弄进朝廷。孙思邈不干，他对人说：“现在不是我出山的时候。再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到那时我才会入世济人。”
再过五十年，正是唐太宗君临天下的时候，由此有人称孙思邈有预见。实际上，孙思邈不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形判断，五十年后，世道当进人太平时代。唐太宗下诏召见，他没推辞，去了长安。时孙思邈已年老，唐太宗却见他容貌后生，视听敏捷，甚是惊奇，要授予爵位，却遭到他的拒绝。他拒绝的仅仅是爵位，但从此开始了他人世以医济人的生涯。
唐高宗登位，又以谏议大夫相召，孙思邈再度到了朝廷，但还是拒绝了官职。在朝廷呆了若干年，他以年老多病为由，要求返回太白山。唐高宗不愿放他，又不能拂了他的意，于是双方作了个妥协：唐高宗赐他一匹良马，让他居住在已故的都阳公主在立德坊的宅第。如此，给了孙思邈一个自由身，又方便他来往于朝廷和居所之间。
经三代君主的宣扬，医术精湛的孙思邈名扬天下。名士宋令文(著名诗人宋之问之父)、孟洗(以精于药理闻名)、卢照邻(初唐四杰之一)等人，为得到他的指点，纷纷恭敬地执弟子礼以师之。
孙思邈作为一个良医，受到整个社会的尊祟，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尊崇，关键在于他不是就事论事地但讲医道，而是将医道与人道、政道、天道结合于一体，来加以研究，加以阐述。从谈病源出发，终指治国理人的政治之道。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孙思邈的各种言论中，数与卢照邻的一席谈最具代表性。
卢照邻间：“名医治病，其奥妙在何处？”
孙思邈答：“我认为善言天者，必究之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替代进行运转，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雪，张而为虹，此为天的常数。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为人的常数。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相同。若有所失，蒸而生热，反之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于面，变动于形，以此不仅可推人，也可推天地。……良医导以药石，救以针剂；圣人和以大德，辅以人事。”
卢照邻问：“如何处世做人？”
孙思邈答：“当小心，如《诗经》所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大胆，如《诗经》所说的‘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行动当方，如《左氏春秋传》所说的‘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思考当圆，如《周易》所说的‘见机而作，不挨终日’。”
卢照邻问：“如何修性养心？”
孙思邈答：“修性养心必先自慎。慎以畏为本，士人无畏失仁义，农民无畏堕耕稼，。二人无畏坏规矩，商贾无畏不赚钱，儿子无畏则忘孝，父亲无畏则不慈，大臣无畏难立功，君主无畏难治国。故而，从道家而言，首先是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俱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远。懂得这些，便尽懂人事了。”
作为良医，孙思邈不仅在当时以医术高明著称，还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医药学著作。在他的各种著作中，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最有贡献。此二书总结了他的医药学理论以及！临床经验，并收集整理了民间秘方和针灸技术。其中收药方五千三百多个，记载八百多种药物性能。尤为难得的是，他破天荒地将妇科、儿科置于卷首，并发明了将脏病与腑病分类的体系，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流传甚广，不仅流传到后世，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
孙思邈以此二书，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昔景帝为太子时，为讨父皇欢心，曾召宴文帝近臣，诸臣都欣然赴宴，唯卫绾不应召。文帝闻之，大赞卫绾居心不贰，益发器重。至临崩之前，特嘱景帝道：“卫绾，忠厚长者也，你当善待之。”
景帝即位后，仍恨卫绾当初不应召，遂有意冷落。卫绾却不在意，出入警跸，仍勤谨如故，如此一年有余。
一日，景帝赴上林苑游猎，召卫绾为骖乘，问他：“朕与你同车，知是何故吗？”
“不知。臣自代地来，不过是个戏车之人，先帝时侥幸为中郎将，我亦不知何故。”
“好一个憨厚之人！那么，我为太子时，召宴父皇近臣，只你一个不应，这又是为何？”
“臣有死罪。彼时臣有病恙，故不得应召。”
景帝闻卫绾应对得体，才觉此人果然忠厚，不由大加赞赏。返宫后，即赐剑一柄与他。卫绾却婉拒道：“臣不敢受，先帝已赐臣剑六把。”
景帝更觉好奇：“剑如衣履，常与人易物，何独你留存至今？且返回家中，取来我看。”
卫绾遵命，返回邸中，取来六柄赐剑，果然各在鞘中，光亮如新，从不曾用过。
景帝大为称奇，从此便不疑卫绾，不久，即加为河间王太傅。稍后吴楚之乱起，又诏令卫绾为将军，率河间兵讨逆，颇有战功，遂又擢为中尉，掌京畿禁卫。
原来卫绾，是代郡大陵（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善弄车技，文帝当初为代王时，即为随驾郎官。后文帝即位，将卫绾也带来长安，不久即升至中郎将。
卫绾性敦厚，不多言，尤擅驾驭之术。属下郎官若有过错，常代人受过；与属下同立功，则归功于他人，故此，上下口碑皆好。
卫绾在河间时，河间王为栗姬次子刘德，故而卫绾与栗氏一门，过从甚密。前元七年春二月，栗太子刘荣被废，栗姬之兄栗卿拟问罪，景帝甚惜卫绾忠厚，不忍牵连，便赐假给卫绾，令他还乡暂避。
待四月事平，刘彻为太子，景帝复又召回卫绾，加为太子太傅，旋又升为御史大夫，跻身“三公”。
如今卫绾接了丞相，为人敦厚，从无杂念，景帝便觉放心。想自己若是重病不起，卫绾即可为顾命之臣，辅佐少主。
如此人事上既有更新，景帝原想，天象当不致有变，从此可保太平。却不料转过年来，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正月，长安又有地震，一日三动。塞外匈奴，亦时有窥伺之意。
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下令恢复国会，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院秘书长一职至关重要，段祺瑞推荐了徐树铮，黎元洪却断然回绝。
“请你回去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事办不到。”
徐世昌劝解道：“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是这件事一定要依从他，不要怕徐树铮跋扈，既然段祺瑞已经十分跋扈，那么再多一个也未必坏到哪儿去了。”
黎元洪说：“我很讨厌徐树铮，我也怕见徐树铮，一见了他，犹如芒刺在背，我宁可不做总统，也绝不与徐树铮共事。”
徐世昌又说：“总理用人，总统并不是不可以驳回，只有国务院秘书长这件事，总统不能驳，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委屈一下吧。”
黎元洪听从徐世昌的话，但提出个条件。
“以后院秘书长因公到府，必须与府秘书长一同前来，否则，我不单独接见。”
徐任国务院秘书长一事，以黎元洪的妥协而告终。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有段祺瑞做后台，根本不把总统府看在眼里。本来，他只能列席国务会议而没有发言和表决权，而他非但发言，还要指手画脚下达命令。
1916年7月，他就广东军事冲突问题建议发表一道讨伐李烈钧的命令，因反对派内务总长孙洪伊坚决不同意而未能通过。但是，徐树铮公然将此令越级送到总统府盖章。黎元洪又断然拒绝了。
他一不做，二不休，公然用国务院名义电令福建、江西两省出兵进剿李烈钧。
孙洪伊得知徐竟敢无法无天擅自发出这等重大的军事命令，当面斥责徐树铮“胆大包天，侵越职权”。为此两人大吵起来。徐非但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又越权处理福建省长一案。
孙忍无可忍，当面质问段祺瑞：“凡与各省民政长官有关的问题，我作为内务总长是否无权过问？院秘书长徐树铮是否有权擅自处理？是谁给他的权力？”
段无言以对，只得骂一声：“小徐荒唐！”
孙洪伊负气提出辞职。
黎元洪气愤地说：“这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
徐树铮每次去总统府办事，直闯黎的办公室，重要公文，根本不让总统过目，只管催促马上盖章，等大印一盖，徐二话不说，挟起文件就走，毫不客气。
背后，徐树铮叫黎为“盖印总统”。
有一次，他又让黎签署一项人事任免令，黎问任命何人？担任何职务？徐不耐烦地说：
“总统您只管快签字，本人有急事，不可耽误，您不必多问，请签字就是。”黎总统气极了，大骂他太专横。他却若无其事。
荀彧对汉室的忠贞与坚守，在颍川世家中实属另类。他举荐的陈群和钟繇，虽然与荀家有姻亲之好，却完全不眷恋汉室，及时从汉臣变成魏臣，为曹操父子所倚仗，成为曹魏政权的开国元勋。
陈群是荀彧的女婿，早年曾在刘备手下做事。当时刘备刚从陶谦手中接过徐州，正志得意满，陈群让他小心吕布随时会在背后偷袭。刘备没有听从，向东与袁术交战，果然被吕布袭取了下邳。
曹操平定吕布后，陈群归于曹操，任丞相府西曹掾属，管理人事工作。他善于识人，他认为德行上有缺失的人，后来果然犯法被诛，而他举荐的戴乾、陈矫，后来都成为忠臣名士。
陈群真正的人生高峰，则在曹丕时代。当时出任魏国尚书的陈群，制定了九品中正制，成为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的中国古代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九品中正制，简单说来，就是在州郡设立中正官，由中正官从家世、道德、才能等方面来品评人才，写出评语，确定其品级，以作为官府录用人才的重要依据。
九品中正制比之两汉的察举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将品评人才的权力收归政府任命的中正官，削弱了汉末“月旦评”名士品评对士人仕官的影响力，有助于皇帝收拢人事大权。
但同时，它也是对选拔人才看重出身的回潮。曹操时代，出于打天下的需要，对待人才是兼容并包的，在任用世家大族子弟的同时，也通过“唯才是举”的求贤令，提拔了不少寒门俊杰。
九品中正制提出的时间点非常巧妙，正是曹丕刚即位为魏王，还未篡汉称帝之际。因此由世家大族出身的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被视为曹丕拉拢世家大族的见面礼。
陈群的官运亨通得益于他很早就把宝押在曹丕身上，成为曹丕核心智囊团“四友”之一，助其登上世子之位。后来曹丕早逝，陈群以镇军大将军之职，与曹真、曹休、司马懿一道受遗诏辅佐曹叡，成为托孤重臣，最后升任司空，跻身“三公”之列。
颍川陈氏家族，从陈寔到陈纪，再到陈群，官越做越大。但比起父亲和祖父，陈群的名望和风评可谓有云泥之别。孙权曾评价陈群：“像陈群这种人，曹操和曹丕在的时候，畏惧他们的威严，俯首帖耳。曹叡现在弱主即位，他们还不各自结党营私，把国家糟蹋完了？”
虽然后来局势没有像孙权臆想的这般发展，但也足以看出陈群在当时的名声之差。所以后来有一句话叫“公惭卿，卿惭长”，说的就是陈家三代，一代不如一代。
钟繇，是“颍川四长”之一钟皓的曾孙。钟繇举孝廉后，一直担任京官，为黄门侍郎。当时李傕、郭汜乱长安，切断了长安与关东的一切联系，钟繇的一大贡献就是劝说李、郭厚待曹操来使，让曹操与朝廷恢复联系。这时候，荀彧在曹操身边已经盛赞过钟繇的贤能了。
在汉献帝逃出长安东归的过程中，钟繇也参与了谋划，立了功劳，后来曹操迎献帝于许都，钟繇就一下升为尚书仆射——仅次于尚书令荀彧的行政二把手。
与颍川大族的文人谋士不同，钟繇不仅有谋略，还是一名独当一面、能征善战的帅才。他在长安做官多年，熟悉关中形势。当时曹操担心袁绍侵扰关中，挑动羌人叛乱，或与巴蜀刘璋勾连，于是问计于荀彧。荀彧的建议是“西边的事情就交给钟繇吧”！
曹操表钟繇为司隶校尉，委之以关中一带的军政大权。钟繇一到任便采取怀柔政策，写信给马腾、韩遂，成功劝动他们送质子入朝，很快稳定当地局势。曹袁官渡之战，钟繇从关中为曹操输送了两千匹急需的战马，有力支援了曹操。
袁绍死后，袁尚、袁谭与曹操在黎阳对峙，袁尚想打破僵局，就派表兄弟高干与匈奴单于联合，入侵河东一带，意图从侧翼包抄曹操，一时关中震动。钟繇在此关键时刻，果断下令主动出击，还邀来马腾军作为盟友，在汾水大破袁军，解除河东危机。
钟繇经营关中十余年，恢复了民生，充实了人口。后来马超在关中反曹，钟繇也奋力抵抗。他提拔本地人才，恢复当地经济和军事，对于曹魏政权的巩固可谓意义非凡。后来诸葛亮、姜维屡次北伐受阻，和钟繇当年铺的底子分不开。
魏国建立后，钟繇接连出任魏国的大理（后更名廷尉）和相国。曹丕当时是世子，对钟繇十分尊敬，还赐予他刻有赞颂他功德铭文的“五熟釜”。
建安二十四年（219）邺城发生的魏讽谋反案，许多人受到牵连，钟繇因为是魏讽的举荐人，也遭到免官。但曹丕知道他与此案并无瓜葛，即魏王位后，立即为钟繇恢复了官职。
曹丕称帝后，钟繇和陈群都成为曹魏的开国元勋，深受曹丕的器重和信任。贾诩去世后，钟繇代其为太尉，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为“三公”。 钟繇更为熟知的身份是 “楷书之祖”。
但钟繇有一个毛病，就是“拖稿症”。荀攸做曹操军师时，曾经谋划过十二条奇策。由于钟繇与荀攸私交甚密，这事儿只有钟繇知道。钟繇本想将其写成一本兵书，然而拖拖拉拉，直到死都没写出来，这些奇策也就没能为人所知。
裴松之看到这段，在批注中写道：“荀攸死后十六年钟繇才死的，十六年啊，把人家的奇策写成书有难度吗？结果到八十多岁都没写成，因而让荀攸的奇策失传，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