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1929年，剿匪有功的凤城县公安局长邓铁梅被离职，距离1924年升任公安局长仅仅过了五年。
邓铁梅年富力强，又在凤城剿匪有功，为什么会被撤职呢？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没钱贿赂。
凤城，即现在的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在当时属于大县。
那时的旧社会官场风气，奢靡贪腐之风盛行，邓铁梅当了5年县公安局长，如果稍加利用权势之利，即使不能腰缠万贯，但总不至于囊中羞涩、毫无积蓄，然而，事实上他确实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
在他任期内，陈奉璋处长转任安东关监督，继任处长高纪毅又转任北宁铁路局长，新任处长孙旭昌莅任伊始，邓铁梅即被免职，由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姐夫王清吉担任凤城公安局长。
当时官场风气，每当新处长莅任，各县市公安局长都要赴省晋谒，当然不能空手去吧，总得给顶头上司准备一份厚礼。
清剿土匪有方的邓铁梅，却不擅长这一套，况且他自己也不收礼受礼，手里也没有金钱和贵重物品可送，徒手拜见，邓铁梅觉得更会引新领导的反感，那样不如不去，反正我这个局长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干脆就听之任之吧！
旧社会地方上担任县长、税务局长、公安局长等职务的人，虽需要资历，但更主要的是凭强有力的靠山或金钱，如缺乏上述两个条件都不能维持。
身为县公安局长的邓铁梅因为缺钱送礼，所以不为长官待见，为免职埋下了伏笔。
邓铁梅被撤职的第二个主要原因：鸟尽弓藏。
辽东一带到1926年以后，主要的土匪已经基本肃清了，地方安谧，邓铁梅这个靠枪杆子起家的局长，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上面的长官不担心匪患，就会为自己的利益集团努力了，于是考虑拉拢提拔身边人和亲属就是成为了常态。
“飞鸟尽、良弓藏”。邓铁梅就是这种情况！
高纪毅任处长时，就有过打算，想把邓铁梅这个局长撤了，在一次召集全省公安局长来省城开会的机会，他大发雷霆，横加指责。
恰巧东北武堂教育长鲍文樾(字志一)到警务处来看邓铁梅了，高处长就误认为邓铁梅可能与鲍有某种关系(鲍是风城人)，于是就把换人的小火苗又摁灭了。
邓铁梅离开风城后，先省城到警务处当了一段时间的督察员。时隔不久，东北讲武堂教育长鲍文樾出任东省特别区公安管理处处长，电召邓铁梅赴哈尔滨，任命邓铁梅为丹江警察署长。
1931年4月，邓铁梅再遭革职，先后又到奉天、锦州等地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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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接着分享“9.18事变后，邓铁梅接受张学良、黄显声将军的委派，筹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的有关历史故事。#丹东头条##历史冷知识##静心读史#
投降清朝的明军高级将领有哪些？
定南王孔有德
原来是毛文龙的部将，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以后，于崇祯四年（1631年）发动兵变，不久投降清朝，隶属汉军正红旗。崇祯九年（1636年），受封为王，出征朝鲜，锦州，松山等地。顺治九年（1652年），被李定国围困在桂林，兵败自杀。
靖南王耿仲明
袁崇焕督师蓟辽，杀毛文龙，耿仲明被调隶山东巡抚孙元化麾下。天聪六年（1632年）为孔有德内应，攻陷登州，自称总兵官。天聪七年（1633年）春，和孔有德一起渡海降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被清朝封为怀顺王，隶汉军正黄旗；顺治元年（1644年）随清兵入关后，镇压农民起义军；后与吴三桂、尚可喜合称清初三藩，不久因为私藏逃人，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平南王尚可喜
尚可喜从军后，效命于东江总兵毛文龙帐下。公元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加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此清初“三顺王”。公元1650年（清顺治七年）二月，平靖大军抵达广州，围困城池长达10个月最终攻下城池，大肆屠杀城中居民，后世称为“广州大屠杀”。
平西王吴三桂
崇祯十七年（1644年）降清，打开了山海关让清军入关，在山海关大战中大败李自成，封平西王。顺治六年（1649年），吴三桂镇守云南，引兵入缅甸，迫缅甸王交出南明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同年，晋封为平西亲王，与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并称三藩。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吴三桂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史称“三藩之乱”。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市）登基为皇帝，国号大周，建都衡阳。建元昭武，同年秋在衡阳病逝。
总兵祖大寿
祖大寿，吴三桂的舅舅。袁崇焕下狱后，担心受到牵连，逃出关外。经过袁崇焕亲自招抚，返回明朝。崇祯四年（1631），参加大凌河之战，面对粮尽援绝，进而诈降。逃往锦州，继续对抗清军，拒绝投降。崇祯十四年（1641），参加松锦大战，恶战之后随着洪承畴兵败投降，率部投降清军，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顺治十三年（1656年），病故于北京，时年七十七岁。
督师洪承畴
洪承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累官至陕西布政使参政，在明末农民起义的战事中屡立战功，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崇祯年间转任蓟辽总督，松锦之战后投清朝，深受皇太极重视。顺治十年（1653年）受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逝世。
续顺公沈志祥
沈志祥，辽东人，毛文龙所部沈世奎从子，清初将领，续顺公。
义王孙可望
张献忠余部，是张献忠四大养子之一，是大西军的领导人，张献忠死后他率余部到云贵的地区联合南明抗清，公元1657年因为跟李定国不合内讧而投降清朝，1660年病死。
孟乔芳
孟乔芳原为明朝副将，后罢职归乡。天聪四年（1630年），降清，仍为副将。顺治十年十二月（1654年1月），孟乔芳病逝。
李永芳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投降努尔哈赤，是明朝第一位投降后金的边将，被授为三等副将，并娶贝勒阿巴泰之女。天聪八年（1634年），李永芳病逝。
另外还有马光远、孙得功、金砺、鲍承先。
祖泽润、祖泽溥、祖泽洪、祖可法、祖泽远，祖大寿的几个儿子，祖可法是祖大寿养子。
张存仁，张存仁原是明朝副将，后随祖大寿降清招降吴三桂、屡破南明军。
李国英，初任明左良玉部总兵。顺治二年（1645），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降清。
刘武元，崇祯四年（1631）降清。
陈锦，陈锦，字天章，汉军正蓝旗人，本籍锦州，明末清初将领。官至浙江福建总督。
刘芳名，初仕明朝，官至柳沟总兵。清顺治元年（1644）降清。
左梦庚（左良玉之子），1645年左梦庚在九江降清，编入汉军正黄旗。
田雄，马得功，顺治二年（1645年），与马得功一起出卖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并投降清朝。
张天禄，本为明朝总兵，清顺治二年（1645），随赵之龙降清。
赵之龙，弘光元年（1645年），与明朝一众勋臣在南京投降清朝。
许定国，降清后，隶属汉军镶白旗。
刘良佐，曾拥立福王朱由崧登基。1645年，多铎率军南下，刘良佐率部降清。
李成栋（嘉定之屠清军统帅），后来李成栋又投降明朝。
高第，顺治元年（1644）五月壬辰日高第降清。
郑芝龙（郑成功的老爸），拥立隆武帝，最后投降清朝。
张勇，1645年（顺治二年），张勇在九江投降阿济格。
吴六奇，顺治七年（1650年），吴六奇率部归降满清，被授予协镇潮州总兵。
唐通，顺治元年（1644），唐通向阿济格投降于宁武关。
另外还有钱谦益，哎呀水太凉，头皮痒。
范文程，范仲淹后人，偶像是诸葛亮。
孙之獬，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孔胤，衍圣公。
这些是比较著名的明末降清将领。
1948年攻克锦州时候的敌军守将范汉杰
“九一八事变”后，任十九路军参谋长、第三路军总部军长兼副总指挥。1933 年，李济深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福建成立福建省人民政府，他任参谋长，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处长，后转任国民党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
抗日战争时期，任二十七军军长，率部在山西太行抗击日军达4年之久。1941 年冬调升为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后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国防部参谋次长、国防部陆军副司令兼郑州指挥部主任、第一兵团司令、冀热察边区总司令兼热河省主席、国民党军装甲兵团司令、东北“剿总”副司令等职。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于锦州。1960年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馆专员。196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76年逝世，终年80岁。
1948年10月5日，按照毛泽东主席的部署，林罗刘率领指挥所到达锦州西北20公里处的牤牛屯，接着制定了攻锦步骤，10月9日到13日，扫除了外围据点。10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林罗刘，要求他们每两天或三天以敌情和我情电告军委一次，并强调，此战如果要既歼灭锦州守敌，又歼灭援锦之敌，关键是争取在一周左右攻克锦州。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了总攻，只用了31个小时就攻克了锦州。在锦州东西两侧进行阻击敌人援军的部队，打退了从沈阳和葫芦岛增援的国民党军队，确保了攻锦的胜利。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说“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解放锦州，对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由此可见，就连敌军高级将领都对毛泽东主席产生了发自内心的佩服，也足见毛泽东主席捕捉战争时机的能力的确是世所罕见。
杨成武：林彪军团长教我如何当师长
1936年12月，杨成武结束在抗大的学习回到前线，抗大校长兼政委找杨成武谈话，转达中央和军委决定杨成武由师政委转任师长的决定。杨成武回答：我当不好师长。林彪于是和杨成武就如何当好师长，进行深入的谈话，这次谈话给杨成武留下深刻印象，事后，杨成武根据林彪与自己的谈话内容，写下一篇文章《怎样当好一名师长》
杨成武在文章中谈及自己对林彪的印象，“他23岁就当上军长，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军事天才身上收获很多东西，比如管理领导力。”
几十年来，杨成武对林彪与自己的这次谈话“始终鲜活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运用它来鞭策自己，检查自己，作为我学习奋斗的准则”
杨成武在文章中回忆，林彪和他一共讲了九条。
一要勤快，军事指挥员切忌懒，比如，一个军事指挥员到了宿营地，对驻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退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三更半夜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到了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 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和打败仗，常常是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组织准备，工作没有做到家，懒的结果，因此，不论大小指挥员都要勤快，要不惜走路，不怕劳累，要多用脑子，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脚到、手到。事情没有做好以前，不能贪闲，闲就隐伏着犯错误的根子。什么事都要心中有底，凡事则立，不预则废，雷打不动的干部，牛皮糖式的干部，不管有多大本事，都不是好干部。
杨成武的文章比较长，以下把林彪和杨成武的谈话简明扼要进行概述：
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三要调查研究；四要有个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
这是林彪在组织上决定杨成武由师政委改任师长后，杨成武“觉得自己当不好师长”的畏难情绪后，随机进行的谈话，可以说事先并未“打腹稿”，全属“临场发挥”，可以洞见林彪的军事素养之高，兵法早已烂熟于心。
以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战斗经历，之所以能够在初期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很快就扭转乾坤，无不是以上九条运用得如火纯青所致。
以贴上“失败”标签的四平之战为例，也充分说明林彪不打无准备之战，并善于根据敌情变化随机应变。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重庆谈判增添筹码，“化四平为马德里”，对四平实施攻坚战，但在战局逐渐于我军不利，甚至有陷敌包围圈的危险情况下，林彪根据敌情变化，不等请示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命令部队撤退，迅速摆脱了不利局面。如果林彪优柔寡断，坐等请示再决定是否撤退，就会陷入更加被动。毛泽东事后对林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擅自撤退行为，也予以认可。
很多军迷对辽沈战役中对林彪打锦州产生犹豫进行批评，其实正体现一位成熟老练的前线指挥员应有的谨慎、敏锐。“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作为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前线指挥员产生了犹豫，再也正常不过。经过毛泽东的电报批评和罗荣桓、刘亚楼的提醒，林彪终于下决心攻打锦州，并对作战部署重新进行调整，保证战役最终取得胜利。这无损林彪晓勇善战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形象。
思想者總是對歷史高度關注
保险史话（二十八）：民国保险人物志④----黄泽生
待人以诚事母以孝，一位笃信宗教忠于事业的长者
提到中国的保险业，就不能忘记黄泽生先生，因为最初开拓中国保险事业的几位元老中，黄先生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席。我们跑到华商保险业同业公会，就可看见两边壁上悬着几位创造中国保险业的老前辈的肖像，这大概是为了纪念他们创业维艰和鼓励后辈努力奋发的意思，在这许多肖像中，只有厉树雄先生傅其霖先生冯佐芝先生和这里介绍的黄泽生先生继续为保险业而奋斗，其余的除了历史上记载他们曾为手创中国保险事业的功绩之外，只好留待后者努力地承继他们的艰巨，勇敢地担负起发展中国保险业的任务。黄先生是最初创办中国业的一员，因此我们对他特别标示尊敬。黄先生是广东东莞县人，地处华南，是接受西洋文化最早的地方，所以在新兴的事业中，他有捷足先进的机会，这也可算是人杰地灵历史渊源了。
黄先生幼居广东故乡，三岁即遭父丧，家境清寒，依母而生，少时因感环境的困苦，努力奋斗，勤读不辍，十四岁时求学于香港皇家义校，成绩每冠同曹。后转学香港皇仁书院，于努力求学外，常随母研究圣经，笃信基督，数年奋斗学业大进。后黄先生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乃投考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别母北上，苦心攻读，对于电报各种技术，如收发电报配修电机等科，学习纯熟，甲午中日战后四月，即奉派赴辽宁省锦州电报局任事。先生年少奋发，待人至诚，深得衙署中人的好感。后升调沈阳电报局职务，不久因念母心切，辞职南归。后接总局电催，复回锦州任领班职务。（一九00年），庚子拳匪之乱，华北及东三省杀戮极多，先生偕春南返，幸免于难。抵沪后，先生改就礼和洋行职，专营进出口贸易，勤给进取，所入日丰。及至民国初年，先施保险置业公司有来沪设立分行之议，先生被邀参加筹备。成立时先生受聘为该公司沪局副司理，未及数战，该公司司理欧灵先生转任先施公司沪行监督，董事会乃声调先生为司理。是为先生服务保险界的开始先生对于保险业贡献更多，曾当选为保险公会董事（即执行委员）对于同业合作，备着劳绩。先生对待职员，十分诚恳，因此公司同人，群皆拥戴。先施保险公司的营业日进，实赖先生主持之功。任职以来，已将三十年，可见先生的忠于事业了。先生笃信基督，首先倡导组织旅沪广东中华监督教会，历届捐助巨数，并兴办学校，凡公益事项，都具热心，本会成立之初，亦深蒙先生赞助，并予精神物质两方协助很多，这是我们永久不忘的。
----摘自于《保险月刊》第八期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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