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蒋介石有一种文字游戏，用李敖的说法是“专立文字”骗术：即明明亲笔写了文字，但就是不准照着去做。
1929年12月初，经汪精卫的极力鼓动，唐生智、石友三联合发动反蒋战争，不料把蒋百里也牵扯了进去。因为蒋百里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唐生智是他的得意门生，俩人关系甚好。
蒋百里由于支持唐生智“倒蒋”，被蒋介石关进监狱。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此事，纷纷要求释放蒋百里，但蒋介石一概置之不理。
此后，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北洋政府老人张一麐找到蒋介石门上，说明当前“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能以大局为重，为国珍惜人才，让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早日出狱，为抗日尽其才智。
蒋介石当面答应，并挥笔批了“照准”二字，下令将其释放。但是，蒋百里仍旧被关在监狱，直到1931年才获得自由。
是蒋介石的批示不灵?还是下面的人办事不力?其实都不是，这就是表面“照准”而实则不准的秘密。
再看一件类似的事情：
国民党政权到广州后，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向蒋介石要钱，蒋大笔一挥批给两万块银元。马派手下人持此批示前去领钱，但负责管钱的吴嵩庆只说好话，就是不发给银元。蒋介石的批示形同废纸，马鸿逵没有拿到一块银元。
当时吴嵩庆不过是联勤副总司令，敢无视蒋介石的批示分文不给吗?原来马鸿逵的手下人还没到，蒋经国就从黄埔给吴打来电话，叫他以种种理由加以推脱，不能发给一块银元，吴嵩庆才顶住不办。
这种做法叫作“明给暗不发”，是以文字游戏演出的“双簧戏”。
还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向蒋介石报告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难以维持物价疯长的局面，必须抛出五万两黄金稳定一下市场，否则将生出不测。蒋介石同意批给五万两黄金，也是写了亲笔批示。
结果与马鸿逵领银元的情形一样，财政部人员还未到达金库，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就来了电话，通知金库不能发给财政部一两黄金。
这次让吴嵩庆更感到为难。因为徐堪有恩于他，吴在当初能够当上财务署长，全赖徐堪向蒋介石推荐。再说，徐又是他的上级，金库情况徐很清楚，怎么能当面编造假话?又怎能对老领导忘恩负义?
但是，吴嵩庆思来想去，还是自己的脑袋更重要，硬是没发给徐堪一两黄金。徐在电话上对吴破口大骂，吴也只能低声下气请求原谅，不敢把内幕戳破。
徐堪骂完吴嵩庆之后，满腹怨愤找蒋介石告状，蒋好模好样给予安慰，徐也没有办法。
随后报纸上忽然登出一条消息:财政部长徐堪因病辞职，遗缺由别人递补。徐堪本来好好的身体，就这样“被病退”。而吴嵩庆因为办事有功，蒋介石赏他一万银元，算是“封口费”。
哪知道后来吴的秘书把这事抖搂出来，人们才知蒋介石此类批示只给人看，并不能做，不过是“专立文字”的游戏而已。
蒋介石除了有“专立文字”之术，还有“不立文字”的招数：即是口头上答应，只要见不到文字，就无把柄可抓。
沈醉在《军统内幕》记载: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那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
这种暗杀活动，本来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岂能让人抓住把柄?一旦出了差错，或是激怒社会舆论，将由特务机关和承办人担责，蒋介石可以推脱得一干二净，所以不会有任何手令或批示。
其实蒋介石是个很爱写批示、很爱下手令的人。据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一文介绍:依照蒋的习惯，凡是经他看过的文件，包括下级向他请示汇报的文件，根据不同内容，有的照拟办批交主管单位核办或参考，有的便批“阅”字。
蒋批公文有时用毛笔，有时用红蓝铅笔，他的书法本属平常，有时字迹过于潦草，使人难于辨认。蒋把草写的“阅”字，竟画成弯弯曲曲，好像一条蠕动着的蚯蚓。而且“阅”后面向来是不签名的，看惯了的人，一望而知这是蒋的亲笔。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了省事又想出一个主意，命机要秘书周宏涛把公文读给他听，凡是需要批示的，由蒋口述内容，周宏涛执笔写在公文上。
周宏涛是个聪明人，他掂得出这件事的分量。尽管此举是蒋介石的旨意，但极易遭人猜忌，倘若有人诬其假传圣旨，或说他越俎代庖，他总不能把蒋介石拖出来对质。万一被人追责，他如何担当得起?
周宏涛考虑再三，向蒋经国、黄少谷电话请示如何是好?蒋经国与黄少谷商议后，开会向各部门通报了此事，告诫大家不要猜疑。
从此，周宏涛获得专为蒋介石“代立文字”的特权，且以合法化的程序固定下来。在周宏涛之后，别的机要秘书也一一循例执行，使蒋介石彻底解脱了“批文”的负担，极少在公文上“专立文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