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是什么意思，对于文学创作者哪一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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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笔是什么意思：文笔惊艳和流畅厚重，对于文学创作者哪一个更重要？
• 2、文笔是什么意思，一词的传统含义

1、文笔是什么意思：文笔惊艳和流畅厚重，对于文学创作者哪一个更重要？

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化。这里的“大文学家”是代表了大众认可，也就是普遍规律。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捋清楚以方便回答。

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什么说文笔惊艳不如流畅厚重？

什么是文笔？

文笔原有几个意思，是指文章本身，写文技巧，泛指文体或者文章风格。但是在今天我们提到文笔，一般是指创作者独特写作技巧形成的个人风格。所以才能用“惊艳”、“厚重”这样的词来形容，这是作者行文风格给读者最直接的感受。

“惊艳”的风格从哪里来？自然是从新奇有趣的文章构思、特立独行的表现方法而来。这一点在早期诗歌中表现非常明显，特别是曹植开创诗文修辞之后，诗风走到南北朝末期进入了一个形而上的极端，成为了极其精致、靡丽的“齐梁体”。当时蔚然成风，南朝诗人乐此不疲，并且鄙视来自北方的苍茫大气、粗糙明白的诗风。

不过这种空洞浮华的唯形式主义，对诗文内容方面却没有提升，一直停留在书写风月云露，美女情致。进入国家气象开始昂扬向上的时期，就被初唐诗人猛烈批判。

为什么呢？因为对表现手法的新奇劲过去之后，文章内容“兴寄都绝”（陈子昂语），就是不说浩然正事。花样玩得再奇巧，就好像茶道之前的动作五花八门，结果泡出来还是屎味的茶汤，有谁会喜欢？好的文章，需要新奇、有趣的文笔再加上充实丰满的内容，所谓之“文质彬彬”，正如美女茶道师鼓捣了一阵子养眼的手艺，端出一杯沁人心脾的香茗来，这才是一种享受。

盛唐诗，就是这杯香茗。

所以，人们反对的并不是惊艳的文笔，而是反对惊艳文笔之下的华而不实。

那么，什么是流畅厚重呢？这同样是对文风的形容，有牵涉到内容，也可能仅仅是写作习惯。流畅，就是平直、顺畅，不故意弯弯绕，有事说事，说完就好，不故弄玄虚。这自然不会产生叙事惊艳感，是和上面那种文笔相对应的，即放弃了各种奇特的构思和修辞手段，以通顺明白为第一要义。

这在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白居易后期的诗作。白居易老了之后写诗，一定要先给老妪读懂才算合格，也就是说不玩文人那些花架子，让大家明白才是好作品。他这种风格得到了后人和日本人的推崇，是文化不高群体的福音，因此有很多追随者，并成为了一种风格特色，被称作“香山体”。

被称作“香山体”就代表了这种诗作是平直、简明的，相反的在北宋还有个“西昆体”就代表了大量用典，繁复精巧的诗风。这就是诗风的对比，也正是文笔的对比。谁更受欢迎呢？当然是受众更广的“香山体”。

但使用流畅文笔的作品是否就一定厚重吗？也不能这么说，像发展到后来杨万里的“诚斋体”，相对于脱胎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派”，当然是流畅，却讲究的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这个就不能用“厚重”来形容了。而且“香山体”如果流畅没控制好，容易进入流俗，如“江湖诗派”，甚至于打油诗。

流畅固然是流畅了，却不厚重。

给诗文加上“厚重”的特色最主要还是要靠内容的加成。需要内容充实，眼界高阔、论据丰满，就给人厚重的整体印象。而具有丰富内容的诗文如果过度修饰，依靠惊艳的“文笔”来表现，又会显得轻佻，一惊一乍，不复厚重。

所以，流畅未必厚重，但是厚重必须流畅。

而缺乏内容的厚重，其实也就是个虚架子，有些宋诗就是如此，用流畅的语言讲一大堆空洞的大道理，没有实际内容，读完之后空空如也，虽然感觉上气势厚重，其实也是一个虚浮。

读者的眼睛是明亮的。这类纯粹玩架子的文章不管是惊艳还是厚重终归被抛弃。

这就归结到了文艺创作的另外一个问题。

文笔到底重不重要？

不论惊艳的（反正也会看腻），还是厚重的（老是端着架子），这两种文风，哪怕是两者兼而有之，刚柔相济的文笔，到底对一篇文章的好坏占多大的分量？

文笔对好文章的加成作用是有的，但是有限。

一篇文章的好坏决定性因素是言之有物、真情流露。

不管是诗也好，散文也好，议论文也好，小说也好，长篇巨著也好，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不同的手段（体裁）向读者表达创作者的真实情感，引发读者的共鸣并得到认同。

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体裁的文章，归根结底都是说服读者的议论文。而言之有物是议论的论据，真情流露是打动读者的唯一手段。

至于用什么文笔来流露真情，在一篇好文章，一个好作者手中并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是短小精悍的作品，新奇、惊艳的手法会让读者产生新鲜感，而如果是大部头作品，这种频繁跳跃的文笔只会让读者在要读懂你真实创作含义的时候感觉很累。

所以，对于创作大部头的大文学家来说，惊艳的文笔远不如流畅厚重。

咱们不如老老实实说事，通过言之有物来流露真情，确实地、长久地打动读者，才是一个大文学家的风格和特色。

写文章无外乎有话要说、说得明白、说得精致这三点。做到前两点就是好文章，再进一步做到第三点，就更好。而说得精致就是文笔特色。

所以文笔对一篇文学作品给读者的观感来说，实际上是处于最不重要的位置。

对这些风格特色做出评判的只有读者，成就创作者的也是读者，淘汰、评选出大文学家的也是读者。

归根结底，是绝大多数读者喜欢流畅厚重文笔罢了。

2、文笔是什么意思，一词的传统含义

“文笔”一词的出现是在东汉时期，但用于文体意义上的区分则是在晋代首先是用“笔”指公文类文章，用“文”指个人之作，公私对举是“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以是否用韵区分“文笔”，这是“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到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中，将“神其巧惠笔端而已”的作品称为“笔”，将“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作品称为“文”，则为“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文笔之辨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成为中古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文笔是什么意思?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文笔是什么意思

“文笔”一词的出现是在东汉时期，但用于文体意义上的区分则是在晋代。首先是用“笔”指公文类文章，用“文”指个人之作，公私对举是“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以是否用韵区分“文笔”，这是“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到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中，将“神其巧惠笔端而已”的作品称为“笔”，将“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作品称为“文”，则为“文笔之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文笔之辨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成为中古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

在“文笔之辨”的发展中，“沈诗任笔”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称谓，它反映了时人对“文笔”的态度与评价，是那个时期文学生态的典型表现。当时，沈约以诗著称，任昉以表、奏、书、启诸体散文擅名。钟嵘认为任昉少年作诗不工，长则动辄用事，所以“世称沈诗任笔”，而任昉也非常遗憾自己被以笔著称，从中可见时人更重视文，作为“文”主体形式的诗歌尤被看重。刘勰(465—520)和钟嵘(468—518)是同时代的理论家，刘勰提出“文笔”分辨的新途径，钟嵘拿出“沈诗任笔”的新说法，这表明南齐时期作家学者对文体的重视。

《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的著述，有“《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沈约的诗，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计243首，与他的史、纪等笔体文章比起来不算多，但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其数量则颇为可观了。《南史·沈约传》记载：“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梁书·何逊传》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可见，沈约的特点在于诗笔兼善，又勤于创作，加之为当时文坛领袖，有巨大影响力，又以“声律说”开创了“永明体”，因而最终以诗闻名。

任昉一生著述也很多，计有文章三十三卷，《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地理书抄》九卷，《文章缘起》(《文章始》)一卷、《述异记》二十卷。可见在这些著述中，表、奏、书、启诸体散文等“笔”占很大比重。而其“笔”也深受推重，《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尤长为笔，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辞宗，深所推挹。”任昉博学多识，才思敏捷，对“笔”这种文体非常擅长，往往一蹴而就。钟嵘《诗品》说任昉的诗“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南史·任昉传》说他“博学，于书无所不见”，而作诗却“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他对笔体的擅长。

沈约以诗闻名为一代辞宗，任昉以笔擅长为沈约所“推挹”。但对时人所谓“任笔沈诗”，任昉却“甚以为病”，他也曾在晚年“转好著诗，欲以倾沈”，但终因“用事过多”而有“才尽”之讥。但这并不影响他在齐梁时期文学史上与沈约并驾齐驱的地位，在历史记载中，二人常常相提并论：“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实际上，他以笔体文章同样赢得了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文笔之辨”给中古文学生态带来的新气象，也可以说是中古文学生态给了“文笔之辨”以新平台。《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文章最根本的在于“情性”，只要有巧妙的构思、形象的语言，无论是诗赋铭耒之文还是奏议书论之笔，都会流传久远。

沈约以倡导的“声律说”开启了“文笔之辨”以韵分类的第二个阶段，并且以他的创作和诗歌主张，为文体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比如他说谢脁：“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先从声律的角度称赞谢朓的诗歌音韵鹭港铿锵，读起来有金石之声；又从思致的高远、格调的不俗说其赶超风云之上，可谓极尽赞美之能事。所以清代陈祚明说他“颇能貌宣城之诗，调谐言其工稳，思上言其遒拔也”。不仅如此，我们从沈约对其他诗人的评价中亦可见其诗歌理论中对音律的重视。他称赞王筠的诗“丽则”，重视的是“声和被纸，光影盈字。夔牙接响，顾有余惭”“会昌昭发，兰挥玉振，克谐之义，宁比笙簧”，他称赞刘杳“辞采妍富”，说他的诗“句韵之间，光影相照”，无疑更重视声韵鹭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曾引述沈约的话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又引述邢邵对沈约的评价说：“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三易”强调的也是少用典故、不用僻字、声调鹭港。在《宋书·谢灵运传》中，沈约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也是遵循音律的规律，要求懂得平仄之法。沈约既讲求“三易”，又重视音律，他的诗歌理论似乎已经超越了仅仅以“韵”划分文笔的简单粗暴，对文章有了审美的综合需求。

这不禁让人想到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提出的关于“文笔”分野的新原则：“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以审美体验作为划分文笔的新标准，我们将之列为“文笔之辨”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沈约对任昉、谢朓等人的推崇之语和沈约自己关于文章的思考，都应该对萧绎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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