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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从文作者简介:沈从文:我的人生,除了张兆和是甜的,剩下都很苦
文|宙歌
来源:十点读书(ID:duhaoshu)
但在旁人看来是黑透了的境遇,于他而言,却是迸发才华的催化剂。
细细梳理沈从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人生处处是拐点,一个不小心就行差踏错万劫不复。
他有太多的理由烂在故乡,死在军队,他也有太多的理由堕落,但最终都没有,反而成长为一位世界级作家。
为什么?
因为对于沈从文来说,人间值得。
沈从文去当兵的理由很平庸,主要是凤凰尚武风气很强,外加在军队可以随便野。
这个著名作家是“野”大的。
别人上学他逃课,别人背之乎者也他带头捉迷藏,夫子都快把他掌心打出茧了,第二天还翘,跑到街上看热闹,乡亲杀猪宰羊,手艺人做棺材雕佛像,男人决斗,男女唱情歌,都比书好看。
在沱江里游水捉蛇,与小混混打架斗殴也是少不了的,被他叔叔都快揍皮实了。
乡里各派武装械斗,河里尽是死尸,脸被野狗啃了半边,他混不在意,捡根木枝戳戳那剩下烂了的半边。
沈从文在凤凰无拘无束地晃荡到了十四岁,终于背上小小包袱,顺着小河,决计去闯一闯。恰逢部队招人,他和家里都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他这支部队是湘西的军阀武装,沈从文随之流连沅水上下,跟士兵在船舱里打牌,听老兵瞎扯淡,给死刑犯写罪状,拿手活儿是炖狗肉。
刚开始他满口“老子”,一位姓文的秘书惋惜地劝他,“小师爷,你还这样小,不要张口闭口老子老子的。”
沈从文摇头晃脑,“老子不管,这是老子的自由!”
他那时的状态近乎于小兽,无拘无束,天真野蛮。
文秘书看着他微笑,“你聪明,应该学好,世上有许多好事情可学。”
哦?什么东西比这种野来野去的日子还好?沈从文倒要看看。
于是便开始订《申报》,看《辞源》,后来又想尽办法看《新潮》《改造》,五四精神从千里之外的北平上海浸润着这个尚处在蒙昧、原始、野蛮山地里的少年。
他虽仍是在部队里无所事事,不是看士兵上操,妇女浣衣,就是跑到山洞里吹吹凉风,但意识中,已有许多他年少时尚辨不明白的东西在渐渐发芽。
世界愈来愈广阔了,除了湘川黔的大山与那一条长长的沅水,他还有了北平、有了上海,有了轰轰烈烈的正在变化的新时代。
沈从文心想,去他的,凭什么?我病死淹死或饿死,有什么不同?不如出去看看!
他做出一个孩子气又孤注一掷的豪赌:去北漂!我倒要看看,我自己支配自己,比命运处置是更好还是糟糕?要是赌输了,那就饿瘪瘪倒在空房下阴沟边算了!
这一年,沈从文20岁。
刚下火车,沈从文站在北平前门广场上,川流的都市映照着惶惶然孤伶伶的他,他几乎吓坏了——“北平好大!”
身上只有几块钱。
那也得咬牙活下去!
沈从文在酉西会馆的半年是很孤独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交际,每天就是扎进京师图书馆里自学,什么旧体文新体诗、史传笔记都被他就着两口馒头一点热水消化进去。
无人可应,无人可说,年轻人在冰凉凉一隅天地里,沉默地燃烧着。
半年之后,同在北京的表弟十分担心,“这可不行!”他生怕沈从文憋出个抑郁症或者反社会人格,于是介绍他搬到了银匣胡同公寓。
这公寓也不怎么样,沈从文叫它“窄而霉小斋”。不过这里条件虽差,却连同着周围一起,热热闹闹地挤满了来北平求学的学子们。
正值蔡元培主持北大之际,学气斐然,毫无限制,旁听生比注册生多上几倍,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年轻的热切。
沈从文比较苦,小学文化,根基浅,时新的标点符号也得从头学。
旁听了许久,仍没考上。
他写了几篇稿子去投稿,好一点的石沉大海,不好的被主编扔进垃圾桶公然嘲讽:“看看,这就是时下的新一代作家!”
沈从文又想了,凭什么?我还写不出来了?
他的经济来源完全断绝,住处没有火炉,只两条棉被,一件单衣。
日子多苦?几天吃一顿,饿着蜷在被子里,一边流鼻血一边写,把上门探望的朋友妻吓得晕倒。
这乡下蛮子还记得自己来北平要找的是怎样的生活,要做的是怎样的事业,片刻未感忘怀。
如此潦倒痛苦的日子,竟坚持了两年半之久。
后来他终于获得了徐志摩的欣赏,文章刊登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并专门为此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美得像诗: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给这类的作者,奖励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沈从文说这赞语简直让他“背膊发麻”。
他一边觉得徐志摩的欣赏让他起鸡皮疙瘩,一边又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天赋,给张兆和的信里动不动就自夸:
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不骄傲。
这是沈从文式的自负。“行将超越一切而上”这几个字,天真,矜持,肃穆,让人无法发笑,反而由衷相信,并为这个年轻人热切企盼。
从学标点符号到站在现代文学之巅,沈从文只堪堪用了10年,这充沛的创作力又延续了10年,产出惊人,篇篇经典。
汪曾祺对老师推崇备至,“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高呢?”在法国、瑞典、美国,沈从文的文字也捕获了大批的追随者,并两提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太阳升到最高处,就离沉没不远了,不久后,沈从文就要开始经历人生中漫长的黑夜。
但在旁人看来是黑透了的境遇,于他而言,却是迸发才华的催化剂。
沈从文47岁时,绝望自杀。他用剃刀划破脖颈和两腕动脉,又喝下煤油。他是怀着必死的决心自杀的,但被救出。
死过一次后的沈从文不再进行正式的文学创作,因为找不到源头。书店也写信给他,说你过时了,以前印刷好未发行的存货我们已代为烧毁。
一个写了近20年、站在文坛巅峰的天才型作家突然跌落,这比“50岁了突然被公司裁员”严重得多,写作不仅是他安身立命之所,更是他生命价值的维系。
如果一个人在不知道沈从文结局的前提下,重生穿越到了他身上,家徒四壁、妻儿四散,事业颓败且永不可重返巅峰,他可能会想,那我还不如死了。
但是沈从文选择了重新开始。
不过是重新开始嘛。他从乡下小子去当兵,从一个小土蛮子去当作家,哪个不是重新开始?虽跌跌撞撞,但仍有可为。
沈从文很喜欢古代物质文化研究,而且是公认的有天赋。宋明旧纸,川蜀刺绣,吴地青瓷,云南漆器,他都很专精。
他先是申请进入历史博物馆做文书,贴贴标签,当当讲解员,后来被赶去扫厕所。副馆长说他“终日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事”。
从神坛跌落的他,谁都能来踩一脚。
当年他曾帮助范曾解决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但好心没好报,屡次遭暗算,被当面奚落:“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
杀人诛心。沈从文气得发抖,几乎哭了。
沈从文67岁时,境况更差了,服饰史的研究史料被当作垃圾论斤卖掉,手稿被焚毁或者神秘消失,人也被赶到了湖北双溪。
双溪属云梦泽区域,整天云遮雾绕,雨水蒸腾,而且几乎与世隔绝,又无书可读,除了看菜园子就看猪牛打架。
沈从文想的是什么?
这儿荷花真好。
他给黄永玉写信,“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黄永玉被表叔馋死了,虽然知道情况一定没这么好,但也忍不住羡慕:
“天晓得!我虽然也在另一个倒霉的地方,倒真想找个机会到他那儿去看一场荷花……”
沈从文在这种绝境里干了两件事:
一、他仅凭记忆就完成了中国服饰史数十万字的补充材料;
二、为黄永玉的家族变迁写了近两万字的“楔子”。黄永玉的两个孩子可爱读了,称之为“爷爷写的红楼梦”。
双溪的荷花再怎么美也挡不住日子苦,沈从文终于病入膏肓。死不大可怕,就是想起来工作做了一半很糟心。
临病死前他打报告,说与其如一废物坐以待毙,不如回去将一些需待亲手重抄的工作整理出来,上交机构。
报告没批复,他倒是从鬼门关遛了一圈又回来了。
春去夏来,曙光得失几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付梓出版。这本书什么地位?它被称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日本官方重金求版权未果,出版后一度当作国礼赠与尼克松、日本天皇及英国女王。
谁都没想到这事情能被他搞出来。谁又都觉得,这事情被他沈从文搞出来,真是再合理不过了。
不了解沈从文的人总被他苍白的外表欺骗,加上他的文字清丽简峭,便总以为他真的很文弱。
实际上呢?
钱钟书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尔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这种硬,正是生命意志的不屈。
他面若蒲苇,却志如磐石。
众生在世,贤愚不等,取舍异趣,兰桂未必齐芳,林木未必同秀。
公平的是,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巨兽匍匐,也都有两把刀剑。凡人入渊升天,或由巨兽拉扯沉沦,或凭刀剑斩妖伏魔,便是生命庄严与否的转折。
这斩妖剑、除魔刀,一是意志,二是选择。
“在可能的范围内,人终能凭意志和理性去实践自己选择的道路,到达理想的彼岸。”
70多年前,沈从文在《潜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而往前推算,从1922年离开行伍前往北京的那一刻起,他对自己的意志,就片刻未敢忘怀。
这意志蔓延了沈从文的一生。年少时,这意志是“凭什么”的大声疾呼,鞭策着他;
低谷时,他默默无言,似乎燃尽了篝火。
而实际上,泉水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这意志给他的生命托了底,这才有了触底反弹,至暗回光,重返生命巅峰。
屠魔不论少年,古稀亦可再来。
当纷杂的八卦褪去,浅薄的趣谈沉底,沈从文的人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正是这一点不屈的意志。
作者:宙歌,十点读书邀约作者,人文旅行家,精分美少女。总有新鲜视野看世界。各平台ID:大危危vivian。本文首发十点读书(ID:duhaoshu),超2800万人订阅的国民读书大号,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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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从文作者简介,民国文学大师沈从文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西部的凤凰县,他在兄妹九个里排第四,在男孩里排第二。凤凰在民国以前称为镇筸,是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区设立的驻防单位,曾经出过很多著名将领。沈从文也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出身自曾国藩湘军,做过贵州提督,他的父亲参加过大沽口抗击八国联军战斗,组织过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读书识字的母亲,给了沈从文主要的早期教育。
凤凰故居
沈从文在家乡凤凰县生活了十五年。凤凰这个地方,对沈从文的写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早期生命体验奠定了一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模式,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凤凰为沈从文提供了密度特别大、但也可以说特别不正常的经验。那里的自然风光美丽幽静,生活着多个民族,沈从文的母亲是土家族人,祖母是苗族人。那里的文化也多种多样,有近两百年的绿营兵制度。军事习惯和多民族世俗生活交织渗透,平常的凤凰是平和安详的,偶尔会出现原始的暴力冲突。而沈从文生长在清末的乱世,从小目睹的是血腥多变的动荡和屠杀。他在幼年时就看惯了杀人,上学放学路上,随处可见尸体,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脚下都是血”。在回忆录里,他写过“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是他的父亲和叔伯”这样凄惨恐怖的场面。
在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人情里,沈从文发展出特别敏感的感官能力和超人的记忆力、想象力;而乡民的蒙昧、军阀的残酷,又让他生出了沉痛感和悲悯情怀。这种对抗性的记忆来得太早太强烈,在写作中,他总是在潜意识里回避这样的心理创伤。他会用许多东西,比如美丽的女性形象、质朴的家乡风俗,来抵挡真实世界的残酷。这成为了沈从文小说里的重要基调。
因为家境败落,沈从文高小没毕业就参军做了负责抄写的文书员,从此过上了漂泊生活,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一路上,他见识到了更复杂的风土人情,也目睹到更多的暴力凶杀,在一年里,他亲眼看到了七百多次处决。这支部队的结局也很惨,在一次突袭里全军覆没,沈从文认识的人全部被杀,他是因为留守总部才逃过了一劫。
1933年湘西
十九岁这年,沈从文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到北京去读书,他说“知识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决心“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他之前受的教育,除了学校里的一点儿,就是跟随舅父学过古诗古文,在军队里看了很多古籍和一些新杂志,再有就是他的书法在当地很有名气。离乡前,他把名字从沈岳焕改成了沈从文。
那时当北漂,一点儿都不比现在容易。沈从文去北京投奔他的大姐,发现大姐夫大学毕业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正要回湘西老家去。一开始,他在燕京大学旁听,但根本没法通过入学考试。在和文学青年的交往里,他产生了写作欲望。想要写小说,他不仅要学新式标点,还要从头学白话文。在四处投稿失败后,沈从文的生活变得极度困窘,用他的话说,就是每天要想尽办法,才能“找些东西来消化消化”。这时候,年轻的沈从文引起了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注意,又得到了徐志摩等名家的帮助。
1926年,在来北京的第五年,沈从文出版了第一本书,收录了他此前的小说、散文和剧本。1928年,他去了上海,和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编辑文学刊物,自办出版社。三个没有财商的文艺青年创业,当然失败得特别快、特别惨。不过,在这一年,沈从文发表了70多篇作品,出版了近20种单行本。其中的短篇小说《柏子》,被公认为是他写作成熟的标志。这篇小说写的是在湘西的河上,有个叫柏子的水手,与沿岸一个妓女两情相悦,但只能一个月欢会一次。沈从文用既细腻又奔放的笔法,写出了他们单纯短暂的快乐和生活漫长的艰辛。这是他最熟悉、也最热爱的生命。
在上海时,沈从文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生活,由于出版社倒闭欠债,他的经济又变得难以支撑了。1929年8月,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破格聘请沈从文任国文系讲师,主讲新文学研究和小说写作。这一年,沈从文二十六岁。根据胡适的回忆,沈从文是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但对沈从文来说,教书的原因是写作没法支撑生活。在学生里,有他日后的妻子张兆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是流传至今的民国佳话,他们的两地书信也成了文学经典,我就不具体介绍了,但是,后面的话题里我要补充一点:这对传说里的神仙眷侣,婚后感情并不平坦,其中的波折和纠葛,也影响到了沈从文的写作。
抗战爆发前,沈从文先后在武汉、上海、青岛、北平等大城市间奔波。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他痛苦地发现,住处不远就是刑场,许多死囚都是十八九岁的男女学生。他当初离开湘西,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残酷场面,然而此时的中国,到处都是恐怖气氛,他的朋友张采真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胡也频死于上海的“二七惨案”。
1932年,沈从文出版了《从文自传》,讲述他二十岁到北京之前的经历,以及在湘西的种种见闻。虽然篇幅短,但这本书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传记之一。它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揭示了沈从文产生自我意识、形成个人追求的过程。从此,沈从文的个人风格全面确立起来了,他当时自豪地说,“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将会传播得很久很远。”这一点,他做到了。
这个时候,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他们于1933年订婚,一起前往青岛生活。在青岛,沈从文写出了他的代表作《边城》。这篇小说的主线,是湘西小城里一个撑渡船的女孩翠翠和船总家两兄弟的爱情故事。沈从文以乡间的正直淳朴,反衬出城市文明的堕落侵蚀。《边城》是沈从文最饱满、最流畅的语言状态,在此之前,他的文风缺乏节制,后期则变得有些晦涩。
1934年,沈从文返回了一次家乡。一路上,他亲眼见到湖南经过战乱后的巨变,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当时的中国农村,连中小地主阶层都普遍破产了。沈从文意识到,《边城》的浪漫唯美,不能应对正在发生的深刻剧变,用他的话说,这是一次“彻悟”。他根据这次见闻,完成了《湘行散记》,并开始酝酿长篇小说《长河》。同时期,还发表了大量的政论类文章。
1937年北平沦陷,沈从文和北京的一批高校教师撤离南迁,1938年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张兆和也带着两个孩子绕道香港到达昆明。在抗战时的昆明,这些名教授们生活都很贫困,但也共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选择到北大任教,在写作的同时,还担任副刊编辑工作。在1947年,他发表了最后的两篇小说,从此,由于历史和局势原因,他很难再继续文学创作了。
沈从文就是那种既拥有绝世天才,又肯付出超常努力的人。他有特别强大的创作能量,从步入文坛起,沈从文就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冲动,尝试过各种文学样式,是民国时期最多产的作家,他平均每年都发表几十篇小说,《沈从文全集》有上千万字。放在西方艺术家身上,在这样动荡贫困的生活里保持如此高的创作密度,会被形容成是野兽一样的体力和生命力,但是沈从文不仅身体差,写作速度也不快,而且还总是反复修改,不足七万字的《边城》,他整整写了半年,保持产能的办法,只有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沈从文常流鼻血,流起来就止不住,有时候会一直流到晕倒,趴在沾着鼻血的手稿里,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
湘西人有种做事情必须要做出名堂的狠劲,这在当地称作“霸蛮”,沈从文则说自己是“耐烦”,就是能忍耐各种烦恼。他一再对学生说,不要相信任何天才的说法,“这个世界上只有忍耐”,能够耐心地完成一份工作的人并不多。他评价自己的小说成就,也只是觉得比别人要认真,所以才会写得好一些。沈从文小说中细腻精准的效果,确实需要反复打磨。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腼腆,说话声音很轻,总是在微笑,但他的性格又特别坚毅倔强,按照巴金的话说,是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做事。改行以后,他的生命能量也没有停歇,做了大量没人愿意搞的琐碎工作,写出了有学术奠基意义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了一个领域内的文物专家。他说,开辟新工作是极有意义的,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学习的勇气。沈从文的文学事业,是由强烈的生命能量和坚强的自我意识支撑起来的,他的生命追求就是必须把人生投入到具体事业中去。
在情感上,沈从文对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倾注得最多,从另一面来说,也就一直没有形成超越世俗的深刻思想。沈从文是新文化运动里第一个描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家。当时,其他代表性的作家对于民众的刻画,大多采用知识分子视角和批判思维,最杰出的就是《阿Q正传》了。
《阿Q正传》
这也不能说就是优越感,在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普遍觉得自己应该肩负起引领者和启蒙者的责任。沈从文却将情感和立场完全放在社会底层,他说,“我对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他觉得,普通中国人一直在庄严地承担命运,却始终被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文化人没有资格可怜他们,民众精神才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东西。他甚至责备读者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后来选择研究杂项类文物,也是认为这些不起眼的古董里凝聚着过去人民的智慧和审美。在讲解文物时,他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在说到具体细节,比如刺绣用的金线是盲人凭手感从金箔上切下来的,总是让人非常感动。
湘西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因为感动而显得有些脆弱,但并不是架空的。在1938年随大学南迁时,他途经家乡湘西,走访了湘西政界首脑,规劝他们终止内斗,共同抗日,安置好转移过来的机关和难民。他的活动对当地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沈从文还尝试从地方和国家关系的角度,改变写作角度。但是,他的文学创作也一直处于这样的局限:他所凭借的,是自己对生命情感的体悟,而他所追问的,则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一种文化的出路,这样的问题需要更深刻的思考才能解答。我们刚说过,他自幼看惯了杀戮,深切地体会到底层民众的悲惨,这使他经常用抒情代替思考,用立场取代批判,有时则是在世俗的佛家道家思想里寻求简易的解脱。比如,他认为中国民众对不幸的容忍态度,有一种同自然相融合的、从容的道理,赞美他们简直比哲学家知道得更多。好在这只是小说的表达,绝圣弃智的观念没有实际的操作方案,无助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他的个人生活。艺术家的创作来自他的个人情感体验,沈从文尤其如此,这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张兆和在婚姻中为沈从文提供了全面支持,尤其在后半生,家庭对沈从文的保护太重要了。但张兆和又说,她在晚年整理沈从文文稿时,才发现自己对他并不完全理解。如果你对夫妻生活有经验,就知道这话并没什么奇怪的。张兆和这样说,正是因为最后真正理解了她的丈夫。
沈从文与张兆和
但是,他们也同样经历过那种感情纠葛。婚后不久,沈从文就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作家。他自认为是美的忠实追求者,在爱慕某个人时就应该向所有人坦白,他称这为“横溢的情感”。这段感情经历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留下了很多痕迹。他有一篇饱受争议的小说叫《看虹录》,讲一个作家和情人的幽会,采用的是心理分析写法,还有很多情爱场面描写,就是在从侧面叙述这段情感经历。在婚外恋终止后,他又写了《主妇》等短篇小说,纪念和感谢张兆和对婚姻的挽救。沈从文承认过,写作《边城》的动机也与这段感情曲折有关。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先搁置八卦爱好和道德评价,主要观察作家如何将情感体验投射到作品上,获得一个阅读小说的新角度。
沈从文的前半生处于不断的地理位移,而且逐渐从文化圈的边缘进入到了核心位置,他身兼大作家、知名教授和文学刊物编辑的身份,同时身处文学圈、教育界和传媒界,如果我们第三次从头翻一遍这本书,从他的经历里还能看出民国文化界的发展变化来。
西南联大抗战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它在最危急的时期、最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最多的人才,一般的总结是:这是由于西南联大学风非常自由,没有学历的沈从文能被聘为教授,教师们可以自主教学和考试,不拘一格地教育和评价学生。这两点都有道理,但从沈从文的经历看又都不全面。
咱们就先来说说,到底该怎么看待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今天的人容易神化民国的学术学风,其实民国学术一样有许多局限性,派系山头和潜规则并不少。20世纪20年代,北大曾经在两年多里只出了五种著作和一种译著,被称为“学术大破产”,新文化运动也沦为了所谓“新名词运动”。胡适决定聘用沈从文,并不是欣赏他的小说,而是为了破除这种学风。在民国初年,高校聘任教授确实比较随意,这倒不是自由,而是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到30年代,已经逐渐有了门槛。当时,胡适聘用沈从文是有很大压力的,但他觉得,当时的中文系教育太偏重考古了,未来必须要同时兼顾历史、欣赏与批评和创作这三个方向,而创作类的教育,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能胜任。
沈从文
沈从文的教学方法也是无法模仿的,他开写作课,每一讲自己都要先写一篇范文,再在学生的作品上进行长篇批点,经常写得比学生还长,凡是发现有好的学生作品,都会全力向报刊推荐。他的学生、作家汪曾祺说,沈从文一辈子给学生搭的邮费都是一笔可观数字。
沈从文在学术界的自卑心理一直没有消除,很多教师和学生都不掩饰对他学历的轻视。当年在西南联大有个无法考证的段子,说教授刘文典在一次躲避空袭警报时,一边跑还一边挖苦沈从文:“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这件事被如此传播,就是因为有一条学术鄙视链的存在。沈从文在联大应聘时,即使已经名满天下,又有在高校成功任教的履历,还有清华、联大两位中文系主任的极力推荐,也只能由联大下属的师范学院下聘书,在五年后才晋升教授。
西南联大
但最值得我们尊重的,恰恰是这种不随便破格的规则。正是由于学术界充满了派系和利益纷争,在权力腐蚀下极易腐败,才特别需要不能轻易突破的刚性制度。学术首先要规范,然后才能推行有远见的弹性和自主。联大精神的可贵之处,不是彻底自由,而是在二者之间取得了平衡,达到了最好的效果。毕竟沈从文只有一个,他那种自由的、贴近学生的教学方法也是很难复制的。
最后,我们再看看民国文化界那些不断升级的矛盾。沈从文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大关心政治,总在无意间身陷学术界的纠纷,而这些争斗的性质是在逐渐变化的,他似乎一直没有领悟到背后的真实逻辑。
沈从文和鲁迅代表了中国短篇小说的两个高峰,但他们之间没有私下交往,只有一场误会。在沈从文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丁玲曾给鲁迅写过一封求助信,但有人认错了笔迹,告诉鲁迅这是一个叫沈从文的男人写的,鲁迅为此极为生气,认为他被愚弄了。沈从文性格倔强,也不愿意解释,两个人后来虽然都对彼此做出过很高评价,但不再有私人接触。这些事情只是个人恩怨,也不构成具体伤害,但后来的矛盾,就扩散到整个学术圈了。
鲁迅雕塑
1933年,沈从文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上海的一些作家通过取巧获取成功,没想到,这引起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很快,讨论范围就超出了文学创作,参战的人也越来越多,扩大到学术界整体。朱自清说,京派是为学术而学术,海派则是为名利而创作。鲁迅干脆说,海派是商的帮忙,而京派不过是官的帮闲。沈从文根本不懂得,双方的分歧早已种下多年了,只是在寻找一个开战的机会。此后,沈从文的朋友们多次告诫他:多写小说,少写杂文,不要议论时事。
沈从文在学术上不属于任何一派,虽然热爱民众,但不愿意写政治功能明确的斗争题材,到了文学界分裂成左右两个阵营以后,任何一边都不喜欢他,都对他进行批评。当老朋友丁玲指责他与人民脱节时,他还认为这是风格和个性的问题,是由于他“能承受生活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反抗性”,“不习惯受人管束,也不会管束别人”。当指责声越来越大,比如说他的《边城》居然把地主写得那样善良豪爽,“掏空了阶级属性”时,他不客气地回答:“你们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很容易办,可是我存心放弃你们。”他没有意识到,此时所讨论的已经不是文学了。
沈从文曾经刺痛过郭沫若,一次是评价郭沫若文字不含蓄,不会写小说;一次是说在进步作家中,巴金和茅盾在辛苦的工作,郭沫若只是在走莫斯科的上层路线。我们不能断定,这和郭沫若1948年3月发表的《斥反动文艺》有没有因果关系,但那篇文章决定了沈从文一生的命运。郭沫若写道,沈从文的小说是“文字上的春宫,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活动”。这个时候,文艺批评已经成为了政治定性,将导向现实中的打击。后来,在沈从文陷入精神危机时,北大学生又把这篇文章抄写到墙报上,造成了他的神志失常和自杀未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是文化不断被政治所干预、所吸收的过程,也开启了下一个时代的文化局面。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第一,他出生于偏远的湘西小城,少年时经历了斑斓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异常残酷的杀戮。他以小学文化闯荡中国文坛,不仅成为最高产、最受欢迎的小说家,还成为西南联大教授,教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第二,支撑沈从文写作的,是他自称为“耐烦”的强大意志力和必须有所作为的生命追求。他热爱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崇拜美与质朴的情感,但不善于进行深刻的、批判性的思考。第三,在沈从文身上,我们还能看到民国教育界、文化界的变化:民国学风不仅有局限,也有壁垒,沈从文的破格,始终是、也应该是一种例外。同时,文化界的纷争,逐渐从个人纠纷变为派系之争,最后彻底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湘西老照片
文学史和其他历史一样,会在长时间停滞后,像江河的激流一样,突然开始快速地发展,体现到个人身上,就是在一个时期里连续遭遇重大的命运转折。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回忆,在1948年夏天,他问过父亲:有人说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我看你比不上他。沈从文认真地回答说:没错,我确实比不上,许多事情耽搁了我,我以后要好好赶一赶。历史没有给沈从文这个机会,但是,他已经用一生努力过了。我们的时代机会比沈从文要好,那1%的天才,我们和他比不了,而99%的努力和顽强执着的“耐烦”精神,我们能不能也赶一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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