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改造乡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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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漱溟改造乡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探索

搞好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有识之士，很早就进行了新农村建设的有益探索，被称为“乡村建设运动”，其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

搞好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有识之士，很早就进行了新农村建设的有益探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他们或是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是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是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殊途同归，旨在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被称为“乡村建设运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梁漱溟(1893-1988)在山东邹平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影响力较大。

▶▶国情催生乡村建设运动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极大，农业一直以来就是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战乱频仍，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再加上土地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直接导致农民收入锐减，地价下降，耕地荒废，农民生产力萎缩，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的高度关注，他深刻地认识到乡村是中国的重中之重，只有乡村安定、发展、繁荣起来，中国政治才有基础。他认为必须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一个原因。中国社会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梁漱溟认为中国自秦代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他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宏大理想。

而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因此，梁漱溟在其组织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髓来塑造他心目中的新农民。

梁漱溟自己总结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起于救济乡村运动；二是起于乡村自救运动；三是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四是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这里，梁漱溟既有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分析，又有他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独特理解。

正是基于此，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然是需要走乡村建设之路，“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

▶▶积极创造乡村新文化

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梁漱溟主要着眼点是，以对传统的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构建，来实施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严重失调从而导致国贫民弱，要想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就要从文化入手。积极创造乡村新文化，以文化求政治上的出路。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内容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发展乡村合作社，积极开展教育。梁漱溟在农村创办乡学、村学，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农民，还农民一个崭新的面貌。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乡村人自身的努力，还需要联合有知识、有眼光的人，来共同努力。因此一方面，他积极创办乡农学校，另一方面他又鼓动知识分子下乡。知识分子下乡好处很多：一是为乡村扩增“耳目”，知识分子可以为乡村带来新的气息，新的知识；二是增添“喉舌”，农村人没有文化，而知识分子有思想有文化，易发现问题，反映问题，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三是添“头脑”，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播者，可以为乡村带来新文化新技术，以此来武装农民的头脑。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有两大缺陷，那就是缺乏“团体生活”和“科学技术”。因此必须创办乡农学校，乡农学校就是最合理的合作社，合作社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更是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在这个组织中，成员是广大的农民，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通过对农民不断地教育，启发农民的智慧，使民众开始“自救”，形成更加“理性”的思维，从而形成一种主动精神和民主意识，“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了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这也是梁漱溟为中国的发展构想的线路图。

其次是引进科学技术，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梁漱溟主张对农村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因地制宜。他认为，中国的短处就是不注重科学技术的研究，而西方长期以来精心研究科学方法，科学技术，产生了优秀文化，锻造出了自己的文明。因此，他主张乡村生活的科学化，这样才能与外面的世界更好地交流与合作。

为此，他计划成立农业试验场，引进国外新品种，试验推广应用各种农作物与技术。另外，梁漱溟还计划积极改善乡村卫生条件，建立卫生所，教会农村妇女基本的医护知识。除此之外，他还计划召集农民同乡村教员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天灾人祸，带领农民共同战胜黄河水患等自然灾害。他的计划中，还要求乡村学校对农民进行军事训练，以抵御土匪的威胁。梁漱溟就是想通过一点一滴地开展工作，积极实践，使他的乡村建设运动逐渐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

梁漱溟无疑是想通过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在共同的组织——合作社中发展好乡村文化，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最终促进工业的发展，使国家摆脱贫困。然而实现国家的繁荣，他认为，不仅仅需要合作社，还需要合作组织与科学技术的相互推进。

▶▶邹平实验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论需要实践基地来践行。1931年3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而展开了他的试验工作。之所以选址邹平作为他的试验区，是因为邹平靠近胶济铁路，离省城厦门又不远，该县本身既不大也不小，各方面条件都有利于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三个部：一是乡村建设研究部，由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该部招录大学或大专毕业生40名，每期二年毕业，主要教材是梁漱溟著《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实验县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务；二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招录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每期一年结业，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武术等科目。学员由每县招考10―20名，结业后各回各县，担负各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工作；三是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邹平县为实验地。实验区有县政府，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1932年邹平由乡村建设实验区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县。乡村建设研究院还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师范学校，梁漱溟曾任校长。课程除乡村建设理论、乡村教育和精神陶冶外，其他与普通师范课程相同。

实验工作开展后，邹平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几个村或十个村设一乡学，乡学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新政治思想，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和农民关心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良好习惯。乡村组织必须是教学组织，最根本的是要提振乡下人振作向上的志气。

乡学上受县政府领导，旁有辅导员协助监督，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构。全乡组织董事会，推出乡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龄较高的人当学长，学长由县政府下聘书。乡学里设教导主任一人，负责管理教育工作。研究院还派来辅导员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学生，负责指导协助乡理事和教导主任，以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乡村建设理论思想。乡学村学成员，包括全乡全村农民，称之为学众。乡学里还设有：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直接服务学众。

乡村建设运动，农民是主体，必须为农民办实事。梁漱溟自己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就是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开展生产生活。“科学技术”就是改良农业品种、提倡植树造林等。梁漱溟在邹平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就是八个字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家齐心向上”是提倡团体精神，其中“向上”指道德礼俗，“求进步”指生产技术和良好风尚。针对农村长期存在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陈规陋习，乡学村学就重点教育引导纠正这些陋习，确实也收到了一些实际效果。

▶▶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

由于梁漱溟的乡建运动注重解决农民生计与农村教育、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举办识字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改造活动，将解决广大农民教育问题放到了救国的首位，因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在邹平的实践中，乡村建设运动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实验与调查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他如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江苏晓庄等地的实验，他们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梁漱溟的乡建运动局限性也很明显。他是以教育改革、教育救国为出发点，意图在不触动政权上层建筑、不变更社会体制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但事实证明“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难以取得突破的主要原因。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显然，梁漱溟认为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自己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但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影响是深远的。今天在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正如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提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这里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思想，在今天不是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吗？

前不久，山东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揭牌启用，说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刘永加）

2、梁漱溟改造乡村，放着北大教授不做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说起“三农问题”，我们就会想起李昌平这个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

乡村风光

“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这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2000年春节贴的对联。也就在这一年的2月10日，原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反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从此以后，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跟“三农”相关的。

老农民

不过，李昌平在监利县棋盘乡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也触发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然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自愿”辞职，放弃公务员身份，远走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李昌平现任中国乡建院院长、珠海横琴华夏乡建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也算事业有成吧。中国乡建院致力于乡村的规划设计与落地实施，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系统性、整体性解决方案。

李昌平

我们之所以反复提起李昌平，是因为他与20世纪三十年代梁簌溟等人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关。从本质上来说，李昌平和梁簌溟从事的工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的农民都应该感谢他们。但若论农村的发展程度，当下的中国乡村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乡村，肯定有天壤之别。

徐州乡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簌溟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梁漱溟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总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民国学生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

农民

基于以上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简言之，就是搞乡村建设。当然，梁簌溟搞乡村建设的理想要实现，还应该得到官方的支持，否则就是一纸空文。1931年1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在厦门接见梁漱溟、梁仲华时谈了他的“山东施政计划”，“二梁”也谈了准备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设想与要求，韩表示全力支持。

韩复榘

1931年3月，梁漱溟等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建设研究部，招录大学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40名，二年毕业，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实验县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务。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招录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每期一年结业。学员由每县招考10―20名，结业后各回原县，担任各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工作。第三部分是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邹平县为实验地。实验区有县政府，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

民国学生

1932年邹平由乡村建设实验区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县。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5年还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师范，课程除乡村建设理论、乡村教育和精神陶冶外，其他与普通师范课程相同。邹平实验县的行政区划经过撤并，整改为14乡。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

梁簌溟像

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主要为农民做些什么呢？梁漱溟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即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在这个方面邹平做得很好，影响很大。“科学技术”即改良农业品种、提倡植树造林等。

植树

梁漱溟在邹平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就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八个字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家齐心向上”是提倡团体精神，其中“向上”指道德礼俗，“求进步”指生产技术和良好风尚。中国农村长期存在一些陈规陋习，如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乡学村学教育就是要纠正这些陋习。梁漱溟主张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事实证明，确实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

小脚老太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

　　梁漱溟的一系列改良主张对于韩复榘在山东的统治来说，有许多有益之处，因此得到当时韩复榘的大力支持。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梁漱溟规定了三个方面。“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其中妇女问题被归为教育或文化类一面。

梁簌溟乡村建设理念

在邹平实验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与优生优育息息相关的妇女卫生健康、教育等作为风俗改良的重要内容得以认真贯彻，并取得了相应成效，而对于妇女的社会地位、权力等问题，却由于主导者的认识问题丝毫未涉及。

　　以卫生与保健为例。1934年10月1日，乡村建设研究院卫生院正式成立。卫生院分为保健、防疫、医务、总务4组，卫生院和它的医院设在邹平城内，在各乡分设卫生所。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部分学员（1933年）

卫生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开展预防工作，普及卫生知识。为了改变“天花横行、癞疥猖獗”的状况，首要的工作就是推广预防种痘，主要对象是婴幼儿和小学生。

　　据统计，卫生院对240余村的10500名婴幼儿和小学生种了痘。为了预防瘟疫的产生和流行，在重点地区还进行霍乱预防注射。在普及卫生知识方面，卫生院还在学校教育中增加了卫生课程，教育小学生养成卫生习惯，培养健康的身体。另外还利用组织巡回讲演队，和举办卫生展览会等形式向农民传播卫生知识。

脸上有水痘的孩子

再以禁止缠足为例。二十世纪30年代，尽管政策对缠足多次勒令禁止，但在邹平与多数农村地区一样，妇女缠足陋习仍未去除。为了彻底取缔缠足陋习，首先，进行宣传，由乡辅导员和各村中的教员，以多种形式进行劝导。其次，成立以妇女成员为主的放足督查队，与乡理事、村理事、闾长、邻长组织检查，对继续缠足的妇女给予批评处罚和强行禁止。在各种处罚和禁令的强制下，一时曾有不少妇女放足，然而，乡村运动结束后，女子的小脚依然如故。

三寸金莲鞋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爆发，乡村建设运动也宣告结束。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效果，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不过现在看来，梁簌溟关于乡村建设的主张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譬如说组织合作社，现在各地不是开展得如火如荼么？事实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来从事某项种养殖业，的确比单打独斗效果好得多。

乡村合作社

著名学者许纪霖评价说：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他放着北大教授不做，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梁簌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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