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法的作用和优缺点，跨学科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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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学科研究法的作用和优缺点：译见｜|韩子满：跨学科翻译研究：优劣与得失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

转自：语言学通讯、翻译界

当今的翻译研究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点, 至少反映在四个方面, 其成因可以归纳为四种因素, 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翻译研究做出了至少四种贡献, 因此受到多数人的欢迎, 但一些学者不恰当的做法, 也使得跨学科研究蕴藏着一定的风险, 极有可能对翻译研究造成四种实质性的伤害。

我们对于这些伤害应有足够的警觉, 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

学习文献：

韩子满.跨学科翻译研究:优劣与得失[J].外语教学,2018,39(06):74-79.

跨学科 (性) (interdiscipline/interdisciplinarity) 是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关键词, 被许多人看作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也是翻译研究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巴斯内特和勒费维尔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成长为一个独立学科时, 就特意指出这一学科吸收了大量不同学科的成果, 如语言学、文学研究、人类学等等 (Bassnett & Lefevere 1992: vii) , 但近年来中西方都陆续有一些学者对这一关键词提出了质疑。许钧早在2005年就呼吁学界应该对跨学科的翻译研究“保持清醒的头脑”, 因为“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 有一种被其并吞的趋向, ……却潜伏着翻译研究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 (许钧 2005: 7) 。2014年许钧又对当今众多学科纷纷关注翻译的现象提出了警告, 认为这有可能导致翻译研究“面临失去自身的危机”, 最终“翻译学科的建设将是一句空话” (许钧 2014: 1) 。无独有偶, 曼迪于2009年也提出, 由于翻译研究来自语言学、比较文学等其他学科, 有时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 (institutional basis) , 因而有“碎片化” (fragmentation) 的风险, 有可能被其他学科吞并 (Munday 2009: 12) 。

在各种“转向” (turn) 盛行, 尤其国内翻译学界不断涌现出各类“××翻译学”的今天, 这样的质疑似乎不合时宜, 但又显得弥足珍贵, 促使我们对跨学科研究这一研究思路加以反思, 以便使翻译研究少走弯路。但可惜的是, 学者们的质疑都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出来的, 尚未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 其警告与呼吁更多的是出自直觉, 而不是深入的分析。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跨学科的翻译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 在了解其成因的基础上, 分析其优劣与得失, 从而对其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确定合理的跨学科研究思路, 确保翻译研究的健康发展。

跨学科的表现

壹

令人玩味的是, 尽管“跨学科 (性) ”这一概念在翻译研究界已行之有年, 但目前尚无人对这一概念做过系统的界定, 不仅没有专门的文章加以论述, 各种翻译研究工具书中也没有相关的词条。对于什么是跨学科的翻译研究, 大家似乎心照不宣有一种共识。

实际上, 对于什么是跨学科研究, 其他学科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牛津跨学科研究手册》提出了三种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分别为多学科研究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跨学科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和超学科研究 (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 。其中多学科研究的特点是并置与排列, 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是融合、互动与合作, 超学科研究的特点是超越、越界和转化 (Klein 2010: 15) 。这种严格的学科学意义上的区分, 当然是翻译学者们所没有注意的。就学者们的相关论述来看, 翻译学界所说的跨学科翻译研究, 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涵盖上述所有三种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任何研究, 只要与翻译相关, 而且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 就被称作是跨学科的翻译研究。从这个定义出发, 不难发现翻译研究的确是跨学科的。

跨学科的第一个表现是学者们对翻译研究性质的判断。中西方许多学者有关翻译研究“跨学科性”的描述表明, “跨学科”在许多翻译学者中已形成共识。王东风 (2014a: 8) 在谈到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时曾说过, “翻译学界的一个共识是, 翻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问”。许多西方学者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有学者在讨论翻译教学时就说, “当今所研究的翻译教学汲取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资源, 这与翻译及口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是一致的。” (Colina & Angelelli 2016: 109) 这里已经把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似乎翻译学界对此已经毫无争议了。当然从近些年发表或出版的英语翻译研究著述来看, 这也是符合实际的。有的学者甚至宣称, 学界对于翻译研究的这种认识早已有之。有学者在梳理翻译研究的参考文献时就发现, “人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或至少是其多学科性” (Doorslaer 2007: 218) 。

跨学科的另一个明显表现是翻译理论。“跨学科”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在翻译学界被人不断提起, 时间上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恰好重叠。这不难理解, “文化转向”的特点就是要研究目标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自然就要借鉴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 这样的翻译研究自然也是跨学科的。之后涌现出的主要翻译理论, 其实都广泛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成果, 跨学科特点都很明显。后殖民翻译理论、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社会学翻译理论, 莫不如此。斯内尔-霍恩比借用图里 (Gideon Toury) 的说法, 将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研究看做是“跨学科” (interdiscipline) (Snell Hornby 2006: 71) , 道理就在于此。如果我们往前看, 就会发现文化转向之前的翻译理论, 其实也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国内习惯于把此前的翻译理论划分为“语言学派理论”和“文艺学派理论”, 也就是借鉴语言学研究形成的理论, 和借鉴文学研究形成的理论。西方则主要是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派理论、阐释学派理论、功能派理论等, 分别是借鉴语言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阐释学哲学和文化研究、社会学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再往前看我们还可以发现, 中西方翻译理论从其初创时期就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因为中西方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都与宗教翻译相关, 都是结合宗教研究才形成的理论。当前翻译研究中的一些“转向”, 如“语用转向”、“社会学转向”等, 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可以说, 有影响的翻译理论都有跨学科的痕迹。

跨学科还表现在翻译研究的方法上。早期的翻译研究大多是感悟式、随想式的研究, 没有严格的研究方法可言。但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 学者们的方法论意识也日益增强, 其研究方法也越发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这种特点首先表现在论证方法上, 主要是对其他学科理论, 甚至是整个学科的借鉴, 比如常见的“……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与……翻译研究”、“……翻译学”、“翻译……学”等, 前两种是借鉴具体的理论和概念对某种或某类翻译现象进行研究, 后两种是结合其他学科, 提出较为宏大的翻译研究分支或翻译理论体系;其次还表现在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上, 如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 包括调查与实验的步骤与方法等。还有研究工具, 特别是一些软件, 如语料库翻译研究中使用的一些软件以及研究者用来研究翻译研究整体走向的Citespace软件等。这些研究手段和工具主要在实证翻译研究中使用, 都来自其他学科;再次还表现在论文或专著的写作规范上, 主要是格式与构成。比如学位论文的注释形式往往就反映了学位点政策制定者的学科背景, 文学研究和国情研究出身的往往倾向脚注, 而语言学研究出身的大多会要求用夹注。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和高校对翻译研究学位论文的构成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比如有些院校就要求翻译学博士论文必须包括六章, 即绪论、文献回顾、理论框架、研究设计、研究正文、结论, 除“研究正文”并非章标题, 需要根据论文研究内容确定具体标题外, 其余都是章的标题。这明显是借鉴了语言学研究的思路。

跨学科其实还表现在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上。目前从事翻译相关研究的学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获得翻译研究/翻译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学者, 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但数量还比较少, 还没有成为翻译研究的主力。由于他们的导师多数出身其他学科, 所以他们或多或少也带有一些其他学科背景。还有许多人硕士阶段攻读的是其他学科的学位, 博士阶段才转到翻译研究/翻译学方向上来, 其研究大多结合其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第二类是出身其他学科, 但以翻译研究为主业的学者。在翻译研究/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 各高校授予翻译研究/翻译学硕士或博士学位之前, 这一类学者占了翻译研究学者的大多数, 也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绝对主力, 二战以来中西方翻译研究的领军人物大多属于此类。他们一般都获得过语言学或文学方向的学位, 在转向翻译研究之前也一直从事语言学或文学研究;第三类是其他学科的学者, 以其他学科的研究为主业, 偶尔研究翻译问题, 或是以翻译研究为副业, 或是借鉴翻译研究的成果来探讨本学科的问题。中西方学者都曾讨论过其他学科的“翻译转向”问题 (如Bassnett 1998; 吕世生2013) , 注意到其他学科的学者纷纷关注翻译问题这一有趣的现象。不难想见, 后两类学者的翻译研究必然是跨学科的, 第一类学者的研究多数也是跨学科的。

跨学科的成因

贰

由此可见, 跨学科的确是翻译研究的主要特点, 已贯穿到翻译研究的各个方面。之所以如此, 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翻译研究对象复杂, 涉及各类学科。一方面, 翻译虽然是语言的转换, 但转换的内容却涵盖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分属各个不同的学科。要研究翻译, 哪怕是研究语言转换的规律, 必然要结合翻译的内容来研究, 自然就会牵涉到内容所属学科的知识, 研究也就有了跨学科的特点。许钧和穆雷 (2009: 17) 就指出, “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 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 翻译研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翻译自身, 而要立足于翻译, 放眼于相关学科的发展。翻译学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 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 翻译研究不可能只关注翻译活动本身, 还要研究与翻译相关的其他因素, 而要研究这些因素就极有可能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 因为这些学科对这些外部因素早有研究。有西方学者探讨翻译研究的“多学科路径”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时就指出, “可以把翻译定义为语言—文本操作的结果……但是这种语言—文本操作受制于许多不同的语言外因素及条件。这种‘语言—文本’内部因素与语言外语境因素的互动使得翻译成为如此复杂的一种现象。” (House 2014: 1) 言下之意, 这就是翻译研究必须多学科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翻译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 必须借鉴而且也能够吸引其他学科的资源。翻译研究成为独立学科只有短短二十多年, 自身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不足以用来研究层出不穷的翻译现象。如果我们故步自封, 只利用翻译研究已有的资源来分析翻译现象, 有的时候就会力不从心, 对许多现象就无法分析透彻, 得出结论就会缺乏必要的说服力。这也是当前许多翻译研究纷纷借鉴其他学科资源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 由于翻译研究还太年轻, 还有许多翻译问题尚未得到研究。其他学科的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 并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进行研究。从而也加剧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上述第三类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 多数就属于这种情况。比如近年来有许多历史学者开始关注翻译问题, 特别是战争中的翻译问题, 就是因为战争中的翻译问题迄今还很少有人研究。霍姆斯曾转引马尔凯 (Michael Mulkay) 的话说:“科学倾向于通过发现新的未知领域而向前发展……随着新问题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相邻领域的研究者就会大举涌入, 带来在他们各自领域行之有效的范式和模型。” (Holmes 2000: 172) 战争中的翻译之类的翻译现象当然不是新的问题, 只不过由于翻译研究界还没有人深入研究这些现象, 其他学科才将其视作学术研究的处女地。

再次是当代学科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跨学科成为各学科的共同特点。不同学科交叉融合, 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根本特点, 由此形成的交叉学科成为重要的学术创新增长点, 同时原有的成熟学科也越来越频繁地借鉴其他学科的资源。心理语言学之类的交叉学科当然需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也在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从而形成伦理哲学、生态文学等分支流派。而且哲学、文学等学科本身也像翻译研究一样, 具备比较典型的跨学科特征。《牛津跨学科手册》指出, “许多学科因为研究范围广曾被描述为‘天然跨学科’, 早期的例子包括哲学、文学研究和宗教研究, 后来则有地理学以及许多跨学科领域。” (Klein 2010: 17) 虽然该手册根据其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区分, 不承认这些学科的跨学科性, 但根据我们的定义, 却无疑都是跨学科的。况且, 和翻译相近的一些学科, 也都是跨学科的。比如翻译研究在国内长期以来一直被看做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虽然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但这无疑说明二者关系极为密切, 而据一些学者看来, 应用语言学也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 (Candlin & Carter 2004: xiii) 。

此外, 跨学科也是提高翻译研究学术地位的一种手段。有西方学者注意到, 尽管翻译研究成果显著, 学术界有些人还是不愿意将其“与历史悠久的学科置于同等的位置”, 在学术评估和资助方面对翻译研究有所歧视。“可能出于这种原因, 有些学者近年来致力于与其他学科建立联系” (Munday 2001: 182)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西方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确立是否与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直接关系, 但至少如前所述, 在作为独立学科成立前后, 翻译研究大多都是跨学科的。在国内翻译学这一学科的设立, 原因可能更为复杂, 但无论是翻译学大讨论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 还是翻译学二级学科设立的新世纪, 当时国内的翻译研究也都是跨学科的。而且, 不可否认, 时至今日, 在国内许多学者眼中, 翻译研究的学术价值还是非常可疑的。如果不借用其他成熟学科理论, 一些翻译研究的论著甚至在翻译圈内都会备受质疑, 翻译方向学位论文对“理论框架”的过度强调就反映了这一点。

跨学科的贡献

叁

上述几个原因表明, 跨学科是翻译研究的必然。翻译研究也从中获益匪浅。从近几十年翻译研究的发展来看, 跨学科研究的贡献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发展, 是翻译学科诞生的推手。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 使翻译研究具备了传统上所没有的体系性、严密性、理论性和丰富性,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 从感悟式、经验式、简单例证式的零星探索, 逐渐发展为系统性、理论性的专门研究,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专用的术语、较为成熟的理论和不断丰富的研究方法, 日益显露出与其他任何学科都有所不同的研究特色与品质。有学者认为, 学科的形成需要五个条件, 其中两条是“二是有逐步完善的术语系统和学科工具书;三是有广泛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并认为翻译学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了 (谭载喜 2012: 41) 。这两点显然都与跨学科翻译研究有关。还有学者认为, 翻译研究在借鉴其他学科概念与方法论框架的过程中, 实现了自身新学科地位的确立 (Duarte et al. 2006: 2) 。

其次是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对象。视野的开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们关注的翻译现象多了, 研究的翻译实践种类也多了。研究新翻译现象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反过来说, 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 也会吸引或是迫使翻译学者关注这些学科中的翻译现象。这种先熟悉理论再去关注翻译现象的做法, 在当前的翻译研究者中非常普遍。毕竟多数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翻译经验还谈不上丰富, 至少主要不从事翻译实践工作, 有限的翻译经验也局限于少数领域, 但死守某一个领域的学者也不多, 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在翻译理论方面都经受了一定的训练, 注意跟踪译学动态, 新的跨学科翻译理论往往会促使他们转而关注之前不太重视的其他学科的翻译现象。比如现在很多学者都关注法律、科技、商务等非文学翻译, 这与受社会学启发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流行就很有关系。二是翻译研究的方法更完备了, 方法也更多了, 之前不便于研究的翻译现象也成了翻译研究的课题。这在实证翻译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些来自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正在帮助翻译学者对以前没有关注, 或是未能深入研究的现象进行研究, 比如通过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翻译思维等。有学者在分析外语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时曾提出, “跨学科研究往往能丰富研究方法, 开拓新的研究角度” (申丹 2007: 16) , 道理就在于此。

再次是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影响, 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地位。一方面, 跨学科研究增强了翻译研究的学术性, 使其呈现出系统性、理论性的特点, 无论在形态和内涵上, 都具有了学术研究的品质, 吸引了其他学科学者的注意, 获得他们的承认, 翻译研究的地位也因而迅速得到认可。香港学者王宏志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提及自己从事翻译研究的原因时, 他说:“一直以来, 我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 却无法对翻译研究产生较大的兴趣, ……直到大概七八年前……认识到翻译研究原应该跟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等挂钩, 才终于认同翻译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学术项目。” (王宏志 1999: 292) 所谓的“挂钩”, 其实就是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 跨学科翻译研究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翻译过程之外, 投向了文学及宗教之外更广阔的人类生活, 转而将政治、经济等几乎所有领域中的翻译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更为紧密, 从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从某种意义上讲, 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翻译比文学和宗教领域的翻译更为重要, 因为这些领域当前人类生活的关联性更强, 这些领域的话题也更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同等条件下, 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翻译现象, 其重要性要高于文学和宗教翻译现象。而翻译现象的重要性又与翻译理论的重要性直接相关。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探讨经济学理论时曾提出, “理论的重要性并非由逻辑本身决定, 而是取决于它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 (姜澎 2015) 。既然跨学科翻译研究关注的对象更加重要, 所形成的理论自然也就更重要, 更有影响。虽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重要并不简单等同于学术价值更大, 但却大体上等同于影响力。

跨学科的风险

肆

尽管跨学科研究为翻译研究的繁荣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但毋庸讳言, 跨学科翻译研究的历史还比较短, 在具体的做法上还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 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 就会给翻译学科带来风险。

一是会削弱翻译研究的说服力。如前所述, 当前的一些翻译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 而是多学科研究, 直接挪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 虽然有助于揭示一些翻译现象背后的原因, 加深人们对翻译的理解, 但也有生搬硬套之嫌, 说服力并不强。如果只是简单地挪用相关学科的概念或理论, 对于这些概念和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不作深入的思考, 就无法把翻译问题说透, 或者是所做的解释还不如前人已有的解释。另一方面, 跨学科研究既然牵涉至少两个学科, 必然就要求研究者对两个学科都有所研究, 最好是有所专长, 这样其研究才有可能真正有所创新。也就是说, 跨学科翻译研究是有门槛的。但上述三类从事翻译相关研究的学者, 能够跨过这个门槛的并不见得多。翻译研究科班出身的学者对其他学科容易隔膜, 偶尔从事翻译研究的其他学科的学者, 对翻译的了解往往又不充分。两类学者的跨学科翻译研究都有可能失之牵强肤浅。更有甚者, 有些学者根本意识不到跨学科研究的门槛, 频繁变化所“跨”的学科, 不断推出不同的“翻译……学”, 让人产生跨学科翻译研究比较容易的错觉。这样的研究, 其说服力自然不行。

二是限制了翻译研究应有的影响力。当前许多学者简单地套用其他学科的理论, 对其奉若神明, 不敢做任何改动, 在著述中花费大量篇幅对其加以介绍, 然后再列举一些翻译现象加以说明。这样的研究与其说为翻译现象提供了新解释, 还不如说是为这些理论在翻译领域找到了新注脚, 只不过证明了所借鉴理论的解释力和正确性。这样的研究, 学术价值大可怀疑, 其影响力自然也有限。更有甚者, 一旦有人借鉴了某种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 往往就会出现大批的模仿者, 众多学者使用同一理论或理论框架, 只不过所列举的翻译问题略有不同, 这在国内翻译学界尤其明显。比如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界就有泛滥的迹象。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在翻译学界内部都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 其他学科的人士必然也不可能关注。其他学科之所以有“翻译学转向”, 是因为有些翻译理论对它们来说有新意, 是其本学科中所没有的。如果翻译理论只是其理论的注脚, 这些学科就不可能借鉴。还有些学者的跨学科研究做得虽然有声有色, 但由于早先来自其他学科, 仍然有可能念念不忘其之前的学科, 倾向于把翻译研究视为自己所在学科的附庸, 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翻译研究的影响。英国学者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结合文学及新闻学理论, 做过很出色的跨学科翻译研究, 也是翻译研究学科早期最得力的推动者之一, 但她对于自己的比较文学背景一直念念不忘, 以至于到2006年竟然宣称, “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翻译都不应视作学科, 二者都是研究文学的路径, 是互惠的阅读方法” (Bassnett 2006: 6) 。

三是冲淡了翻译研究的翻译色彩。跨学科翻译研究的焦点应该是翻译, 最终目的应该是为翻译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并为未来的翻译提出合理可信的预测。但有些学者的跨学科翻译研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其研究的翻译学科特性并不明显。有些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 虽然也积极参与翻译问题的探讨, 但其目的并不是翻译研究, 而是要通过翻译来揭示自己学科的一些问题, 这样的研究虽然对翻译研究有所启发, 但有些还不能看作是完全的翻译研究。这种现象在国内和西方都存在。西方许多学者, 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和文学研究学者, 经常讨论translation的问题, 但其所指有的时候并不是文字或语言的转换, 不是汉语中所说的“翻译”, 在英语中可以认作是translation studies的研究, 但却不是我们所说的翻译研究。汉语中没有这种玩弄字眼的便利, 但也有许多讨论翻译的学者, 其用意并不在翻译。有学者在评论2004年翻译学者与哲学家的一次学术讨论时就发现, “与会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们对上述问题及其所牵涉到的一系列译学概念提出了很多带有自身学科理论预设的问题” (田雨 2004: 31) 。

四是无谓地增加了翻译研究的难度, 在译学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本来要求就比较高, 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具有较大的难度。威廉斯和切斯特曼在其2002年的著作中就特别提出, 翻译研究由于其跨学科性, “会让经验不足的研究者在面临大量话题和方法时不知所措” (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 1) 。如今有些学者过于迷信其他学科的研究规范, 认定翻译研究必须遵从某一学科的规范, 否则就不合格。这在学位论文的评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一些学者特别推崇当代语言学研究的规范, 在推动翻译研究学位论文规范化的过程中大力借鉴, 于是才出现了前文所述的“六章”式论文写作的规定。平心而论, 语言学研究比翻译研究要成熟一些, 其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的确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但要求所有的翻译研究学位论文都必须遵守, 就非常荒谬了。对于非语言学背景的学位申请人来说, 这种规范不仅不熟悉, 学习起来也未必就容易, 这样翻译研究的难度就加大了。由于翻译学界通常强调翻译的复杂性, 多数学者都认为应该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翻译。王东风在论述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时, 就曾把翻译研究比作盲人摸象, “无论从哪个侧面看翻译, 我们都仿佛看到了翻译的全部, 而其实那只是多面体的翻译的一个侧面”, 翻译学“与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东风 2014b: 1) 。将语言学规范定于一尊, 势必会在青年学者中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跨学科的出路

伍

虽然并非所有的跨学科翻译研究都有上述风险, 但这些风险的确客观存在, 特别是在中国翻译学界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有必要正视这些问题, 在研究工作中有所防范。具体而言, 应有如下四种意识。

首先是解决问题的意识。所有的翻译研究, 最终都要解决问题, 或是对翻译现象给出合理而且富有新意的解释, 或是纠正人们错误的翻译认识, 在实践和认识层面解决人们的疑问。不解决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有真的创新, 也不可能有生命力。跨学科翻译研究也是如此。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或研究方法, 目的是更好地观察或解释翻译现象, 以期得到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发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仅仅是换了一套术语, 或是为了提出一套理论, 那就失去了意义。跨学科是研究手段, 不是研究目的, 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 或许能够一时让人觉得新鲜, 但难逃被人遗忘的命运。回顾一下近二十年学界提出的各种“翻译……学”或“……翻译学”, 不难发现, 有些在出版或发表之初就没有什么反响, 多数目前已无人提及。这中间或许有提出者没有或未能大力宣传的因素, 但客观地说, 这些“学”没有明显解决翻译实践或认识的问题, 才是主要原因。当然, 也许正像西方有学者所说, 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不应期待新的翻译理论, 而是要迎接漫长的折中时期” (Kuhiwczak & Littau 2007: 5) , 理论要想流行确实有很大难度。但既然如此, 我们何必一定要逆潮流而动, 对层出不穷的新翻译现象视而不见, 一定要提出不受学界待见的新理论呢?

其次是翻译为本的意识。所有的研究都应该围绕“翻译”这个关键词展开, 目标是解决翻译实践或认识方面的问题, 所借鉴的理论或方法, 都应该为我所用, 为翻译研究服务。这个要求看起来不难, 做起来并不容易。跨学科研究偏离初衷, 倒向所借鉴的学科, 不再突出原先研究的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是有先例的。早在21世纪初, 就有学者对中国文学界借鉴文化研究而兴起的“大文化批评”提出了强烈质疑, 认为这种批评“排挤了审美原则, 从而丢失了文学, 也丢失了文学性”, “大文化批评使批评已与文学失去了联系” (曹文轩 2002: 4-5) 。一些有比较文学背景的学者时不时地把翻译研究等同于文学研究, 其实也偏离了翻译研究的初衷。巴斯内特在2012年就提出, 无论翻译研究采取什么路径, 都面临七个基本问题, 其中就包括“翻译的重要性需要多久才能在文学史上得到承认?” (Bassnett 2012: 3) 似乎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解决文学问题。国内学者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有一部分学者倾向于把翻译研究视作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 其研究的落脚点往往在于语言, 而不是翻译。他们的研究深入借鉴语言学理论, 结论或发现往往也更倾向于阐明某一语言学的观点。另外一些学者虽然不认为翻译研究是其他学科的附庸, 但其研究或是很大篇幅介绍其他学科理论, 对翻译问题的分析却很肤浅, 或是只在标题中出现“翻译”的字眼, 正文内主要讨论其他问题。

再次是选择与创新的意识。跨学科翻译研究需要对所借鉴的理论、概念或方法有所选择, 在有些时候还应该有所创新, 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有新意。选择有两个含义。一是要选择与翻译活动关联度高的理论, 而不是为了求新, 一味瞄准前人没有注意的理论。有些学科的理论, 如文学、语言学或文化学的理论, 与翻译的关联度比较高, 自然可以借鉴;有些学科的理论, 如一些自然科学的理论, 目前来看与翻译的关联度还不够高, 用来研究翻译问题, 适用性和解释力都不理想。正因为如此, 上文引用的王东风的话里, 才会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前面都加了限定语;二是应选择与所研究翻译现象密切相关的理论, 最好是翻译现象属于哪个领域, 就结合哪个学科的理论来研究。比如研究历史文献的翻译, 不妨借鉴一些历史学的理论, 研究战争与翻译, 不妨借鉴一些军事学的理论。创新的意思是如果其他学科的理论不完全适用于翻译研究, 可以大胆对其进行改造, 使其为我所用, 创立可以解释典型翻译现象的理论框架, 而不是将其视为圭臬, 甚至削足适履, 故意挑选一些不典型的翻译现象, 去验证这些理论。英国学者贝克尔对社会学领域的叙述学理论加以改造, 用来研究冲突情境下的翻译 (Baker 2006) ,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跨学科研究法的作用和优缺点，跨学科研究与

跨学科研究法的作用和优缺点?当下，跨学科无疑是高等教育领域讨论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加强跨学科是大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在呼唤跨学科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明确跨学科科研和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差异——跨学科研究属于知识生产的范畴，而跨学科人才培养属于人才培养的范畴，二者虽然高度相关，但毕竟各有所属因此，我们在讨论跨学科问题时应当有所区别，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跨学科研究法的作用和优缺点?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跨学科研究法的作用和优缺点

当下，跨学科无疑是高等教育领域讨论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加强跨学科是大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在呼唤跨学科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明确跨学科科研和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差异——跨学科研究属于知识生产的范畴，而跨学科人才培养属于人才培养的范畴，二者虽然高度相关，但毕竟各有所属。因此，我们在讨论跨学科问题时应当有所区别。

“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须区别对待

从科研或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跨学科趋势可谓早已有之。半个多世纪以来，跨学科早已是科学研究的常态。有人甚至直言，没有跨学科就没有知识创新。这一趋势与其说是某一机构推动的结果，不如说是学者们在研究中的一种自我选择行为。当学者们面临大量新问题且这些问题已经超出其本身学科边界时，他们必然会寻求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帮助。重大且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对其进行研究。同时我们还知道，在许多国家，所谓“学科”不过是个分类统计意义的概念，也不一定具备严格的组织和人事含义。这些都是跨学科合作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我们看到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提出了促进跨学科建设的战略和措施，有的还建立了专门的交叉学科研究机构。在政府层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2020年修订的学科目录中，打破原有的学科划分原则，增设了第十四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政策环境非常有利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发展。

然而，政策环境与现实背景在当下还是有距离的，特别是在我们对跨学科研究的推进路径还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对此，有学者提出要区分“学科交叉”或“交叉学科”两种不同的路径。这种说法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所谓“学科交叉”，是指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为了一个特定的研究问题所进行的合作；而“交叉学科”则是指基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而形成的一个具有交叉学科特征的新学科。前者指交叉学科研究的项目和活动，后者指通过交叉学科研究的活动形成的某种学科组织。两者差异很大。

学科交叉是当今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科学和学术中的问题常常不是按照学科套路出牌的，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超出了某一个学科的视野，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变得不可避免。尽管从传统上看，每一个学科都是一个“部落”，都有各自的“领地”，但为了解决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倾向于跳出“部落”，与其他学科的同仁进行合作。

因此也可以说，学科交叉是学者们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也是一种普遍的科研形式。

刚性学科制度不利于学科交叉

然而，目前高校中的学科却有其自身的特点——“学科”必须通过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而获得合法性。同时，高校中的学科具有明确的组织含义，学科与资源的配置是挂钩的，人员、经费、条件等都是学科的组成要素。

换句话说，如果某一知识领域没有被列入《学科目录》，其便不可能在高校中获得合法身份，更无法得到合法的资源配备。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知识领域而言，争取进入《学科目录》便成为了其生存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新兴和交叉学科领域更是如此，由于是新兴的学科，往往难以纳入现有的学科框架之中，所以对于存在的合法性需求就更加迫切。而且，没有“户口”的学科也无法进行学生的培养，即使培养了学生也无法授予合法的学位。

与此同时，这种组织化的学科对其中的教师也是一种约束，当教师尝试跳出“领地”，与其他学科同仁进行合作时，会面临不被认可或不被充分认可的危险，因为每一位教师的工作都是要在“学科”的框架中被衡量和评价的。换言之，这种组织化的学科制度从根本上是不鼓励学科交叉的。

在这种学科制度中，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如果得不到“交叉学科”的学科地位，便很难有所发展。然而，一旦一个交叉学科获得了“学科”的合法地位，它就会与其他传统学科一样，逐渐走向边界僵化与封闭，失去学科交叉原有的活力，也违背了学科交叉的初衷。由此看来，承认某一个交叉学科的学科地位，看似是对学科交叉的一种支持，但由于这种支持是按照现有学科制度逻辑进行的，因此只能说是一种权宜性、暂时性的支持，从长远看，并不利于学科交叉。

作为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学科交叉时时处处都可能出现，或许是短暂合作，或许是长期行为。对于这种自发、灵活的学科交叉研究活动，应当为其提供一种适合的环境，而不是鼓励它们回归到传统的学科体制中来。学科交叉是流动不居的活动，而传统的刚性的学科制度其实不利于这种活动的发展。

先有“学科”还是先有“跨”

刚性的学科不仅不利于跨学科的科学研究，也不利于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对此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不必赘述。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

按照目前通行的说法，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大势所趋，所以跨学科人才培养也势在必行。这种逻辑没有问题，但必须指出的是，在知识生产领域，跨学科问题主要涉及学者的跨学科问题，即某一特定学科的学者如何突破本身学科的边界，跨越到其他学科，或者如何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合作。但在人才培养领域，跨学科不仅涉及教师或学者，更涉及学生。而学生，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还没有完全进入某一个学科，或者说正在努力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学者。在这一培养和成长阶段，就让他们跨出自己还没有完全进入的学科，进入到另一个更陌生的学科，这种跨学科培养如何可能？

所谓学科，通常只被视为一种知识的分类，其实学科的意义和重心在于人才培养。或者说，大学中的学科首先是基于人才培养的需要形成的，现代大学的专业化培养推动了学科制度的建立。

具体而言，大学中的学科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或维度。第一，学科就是一个知识的门类，如物理系、社会学等，这一点人人皆知，不用多说。第二，学科还是一种制度，其往往镶嵌在大学和院系组织机构之中，以相应的教职或教席为其存在的外显形式。学科同时还意味着一套特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科书、考核标准以及学位，并离不开一个有组织的专业共同体（如学会）和刊物等。第三，学科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门类，还包含着一套关于该门知识的规范与价值信念。每个学科通常都有其基本问题、研究方法和分析路径，以及知识评价标准，乃至特定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每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学科范式，这其中还包含属于本学科的学科认同和价值取向。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不妨用学科文化来加以概括。

看似简单的学科，其实含有知识、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一旦看清楚了科学的复杂性，我们就可以想象跨学科的难度，特别在人才培养方面。当讨论“跨学科人才培养”问题时，我们不禁会问，这是在什么层面讨论跨学科，是在知识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抑或在文化层面？如果只是在知识层面谈跨学科人才培养，相对要容易一些，而一旦涉及到制度层面，其难度就会增加，但最有难度的还是文化层面。

如上所述，学科主要是一种人才培养路径和基础，学科的功能首先在于为本学科培养接班人。所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有本学科的专门知识，更要认同本学科的文化。如果一名人才不热爱本学科，不愿捍卫自己的学科，没有实现本学科的专业社会化，相应的人才培养就是失败的。

接受一种学科的学术训练是艰难的过程，通常要经过数年的集中、刻苦学习和训练才能完成。学科的训练其实是对人的重新塑造，学科的范式或文化会影响其眼光和思维方式。正如美国学者加德纳所说，“学科不只是用事实和概念堆积起来的教科书上的词汇表、附录、纲要等。学科的内涵在于该领域的专家发展出的特定思考方式。借助这种思考方式，他们可以从特定的而非直觉的角度了解这个世界” 。

通常我们说“跨学科”，也就意味着先有“学科”，后有“跨”，没有“学科”便无从谈“跨学科”。在没有进入“学科”或没有完成“学科”训练时，也无所谓“跨学科”的问题。按此逻辑，似乎应该是先完成“学科”培养，然后进行跨学科研究。

如此看来，关于跨学科人才培养，我们面临两种选择：其一，先接受某一“学科”的训练，再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其二，建立跨学科的培养方案，直接培养跨学科人才。显然，后者比较符合当下的主流趋势。

然而，未入“学科”就“跨学科”的逻辑是否说得通？是接受了某一学科完整的学科训练后再去进行跨学科研究好，还是直接接受“跨学科”训练的方式好？是培养一名具有单一学科基础、同时具有跨学科能力的人才容易，还是培养出没有某一特定学科完整训练、而能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人才更为可行？

总之，无论是跨学科研究，还是跨学科人才培养，对我们现有的学科制度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仅仅在表面上匆匆应对，不如深入思考体制上的问题，力争建立一种有利于跨学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学科新形态。

陈洪捷（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来源：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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