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用什么治水的，考古表明并非“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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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古代人用什么治水的：大禹治水的工具，考古表明并非“叉子”：教科书都搞错了？
• 2、古代人用什么治水的，古代人如何防洪治水

1、古代人用什么治水的：大禹治水的工具，考古表明并非“叉子”：教科书都搞错了？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禹能够成功治水，必然要有相应的挖掘工具。以当时的洪水规模来说，大禹治水工具必然较为先进，否则无法治理洪水。

在大禹的各种画像中，在教科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禹手持一把“叉子”（见下图），造型比较奇特，这种“叉子”一直被人为是大禹治水的工具。

然而，以这种“叉子”的造型来说，似乎不太适合挖掘，不太适合治水。既然如此，大禹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治水的呢？浙江六千年前的遗址揭开谜团，教科书可能都搞错了！

本世纪初，在浙江宁波市余姚三七市镇相岙村，距离河姆渡遗址仅七公里的地方，考古发现田螺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距今大约6500多年，时间上不晚于河姆渡遗址。

2004年，浙江考古队开始第一期300平米的挖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其中更让人惊喜的是稻米与一种神秘工具。

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碳化稻米，总计高达几十万颗，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由此带来的疑问是，田螺山农业如此发达，那么他们是以什么工具种植水稻的呢？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器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研究之后，考古人员确认这些骨器就是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骨耜（sì）出现！

田螺山遗址的骨耜，采自水牛肩胛骨，很像现代的锨和铲，从造型上看，应该就是当时农业工具，但到底能不能用，以及效果如何呢？考古人员仿制了一批骨耜，亲自使用挖土实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指出：骨耜对当时的农业生产作用很大，实验证实骨耜与如今铁锹类工具的效率相差不太大。

农业革命中的关键一环，就是生产工具的革新，因此田螺山农业之所以发达，必然与这种划时代的革命性工具密切相关。（下图，牛的肩胛骨）

更重要的是，如果大禹使用“耜”掘土治水，以考古人员试验结论来说，的确可以大幅度提升治水的效率。那么，大禹有没有可能使用类似田螺山骨耜的工具呢？

首先，史记记载大禹在位第十年巡游东南，到了会稽之后去世，后来就葬于如今的浙江绍兴会稽山（距离河姆渡遗址大约100公里）；越国始于夏代少康分封，少康中兴之后，将小儿子封于越国。大禹为何到绍兴巡游，少康为何将儿子分封到浙江绍兴一带？显然，大禹部落有可能源自浙江一带，自然早已掌握了“耜”这种工具。

其次，大禹使用的“叉子”，在史书上也被称之为耒耜，这种工具相传始于神农氏。

由于大禹与田螺山遗址相隔2500余年，中间存在技术进步问题，因此大禹使用的耒耜应该比骨耜更为先进一些。但为何大禹手持的却是不太利于掘土的叉形工具呢？笔者认为，要么古人搞错了，要么现代人理解错了，包括一些教科书。

大禹使用的“叉子”，被称之为“耒耜”，其中“耒”往往被认为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横梁架在骨耜上面，这样便于用脚将骨耜踩下去，相当于骨耜的木柄。

但实际上耒与耜是两种工具，《易经》中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lěi sì）之利，以教天下”，可见耒耜明显是两种不同的工具。

根据金文耒字字形来看（见上图），“耒”是一种古老的农耕工具，曲柄或直柄，带有两个叉的木棒，当掘土工具用，可见大禹手持的是“耒”，也有书中称之为“大禹耒”。起初，“耒”可能只有一个尖头，后来为了提升翻土效率，就被改为两个，成为了“双齿耒”。到了后世，“耒”演变为了“犁”，如今中国一些农村地区还在使用，有的是三个尖头。

由于“耒”是一种耕田工具，因此如今很多与耕田有关的汉字上，都有“耒”部，比如“耕”、“耘”、“耙”、“耦”等。（上图，耧车，一种用于播种的农具，下有三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耧车前行，现代播种机的原型）

通过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骨耜可见，“耜”的形状与今天的铲子相似。

因此，“耒”是一种耕田工具，估计前面需要有人辅佐拽动，“耜”是一种挖掘工具，形如今天的铲子。或许后来两者合一，成为完整的农耕工具，故而“耜”字有“耒”字旁。但论掘土的功效，“耜”明显要比“耒”大得多。（下图，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耒）

然而，即便不谈大禹部落是不是源自浙江，现代考古也早已证实，早在大禹治水之前，中原与南方江浙一带有过密切的交流，“耜”这种工具必然会传到中原，考古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其中，比大禹晚的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耜”与如今铲子几乎别无二致），因此大禹治水时不可能不使用比“耒”更先进的挖土工具“耜”，既然大禹应当使用“耜”治水，为何画像中的大禹却手持“耒”？

显然，古人画出手持“耒”的大禹，要么赞扬的重点不是大禹治水，而是大禹在农耕上的贡献，只是现代人错解成大禹治水的工具，要么古人搞错了大禹治水的工具，要么古人认为大禹手中的“耒”是一种权力象征。

笔者认为，战国时还有木耒这种工具，考古就曾发现战国铁口木耒，因此秦汉时手持“耒”的大禹画像，其中的“耒”应是一种权力象征，而不是实用的挖土工具。也就是说，大禹治水的画像中可以手持“耒”，但不应该理解为当时的挖土工具，而应该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参考资料：《中国通史》、《史记》等

2、古代人用什么治水的，古代人如何防洪治水

最早从大禹时起就已经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虽然大禹治水留下的史料不多，争议颇大，但从《史记》中我们可以得知，治水，防洪，让人们免受洪水的侵袭，这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重中之重！

接下来我们盘点下不同朝代的在防洪治水时所采取的措施。

春秋战国：

公元前250年：中国秦代蜀守李冰修建“都安大堰”（即今都江堰）水利工程，有了这防洪灌溉的水利工程也成就了成都平原的富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了中央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四川成为“天府之国”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国时期：

到了三国时期，在诸葛亮的指导下，在成都的西北部修建了九里堤，这条堤坝的关键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成都的安全。最早的防洪法规应该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国的护堤命令：“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

九里堤地处成都西北，当地那里地势低洼，修建这条堤用以保护成都的防洪安全，作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格外重视这个防洪堤的保护。

唐朝：

再后来，到了唐朝的时期《唐律疏议》一律法书中也是记载了非常详细的抗洪介绍。“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须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雨汛溢损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

李世民说的那句话：“水能载舟，亦可覆舟”，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他可是推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其书中也对防汛抗洪做出了具体规定，使这方面的工作有章可循。

南宋：

到了宋代，江河湖泊已经普遍设立水则，水文监测更加规范完善，技术措施也更加先进。在如今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处古代测量水位的“平”字水则碑，属于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这两座水则碑是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水则，又叫水志，是中国古代的水尺，也就是古代观测水位的标记。“水则”中的“则”，意思是“准则”，通常每市尺为一则，又称为一划。刻有水则标尺的碑就是水则碑。水则碑通常被立于渠道的关键地段，它的作用就是观测水位变化，并用来测量水位，以达到预防洪涝灾害的目的，同时作为灌区农业灌溉配水的依据。）

金朝：

1202年《河防令》的颁布实施，更是让我国治水工作得到提升，而《河防令》也是我国现存较完善的一部防洪法规。《河防令》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并且要求朝廷每年都派出官员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也会论功行赏，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酌情处理。

明朝：

明万历《湖广总志》载有《护守堤防总考略》和《修筑堤防总考略》。《修筑堤防总考略》共十条：审水势，察土宜，挽月堤，塞穴隙，坚杵筑，卷土埽，植杨柳，培草鳞，用石甃，立排桩等。《护守堤防总考略》针对堤防溃决提出了四种管理措施：立堤甲，免重役，置铺舍和严禁令等。

明代潘季驯，发明了束水冲沙法，通过收紧河道，利用水的冲力，冲击河床底部泥沙，从而达到清淤防洪的目的。一般适用于流量较大的河流，比如黄河。

清朝：

到清代，我国防洪法规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荆江堤防修守制度上体现的最为突出，乾隆五十三年(1747年)荆江堤防溃决，损失惨重，恢复重建后订立了12款修守章程，规定比较细致。清代对紧急防汛抢险事务也制订了专门法规，道光年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期间，订立了《防汛事宜》共十条;嘉道年间著名水利专家、玉环同知王凤生编著了《详定江汉堤工防守大汛章程》十一条等，均为应对洪涝灾害提供了技术和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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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防洪预警】

古人在应对洪涝灾害上是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的。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七大水系，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以及日常生活用水，所以治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

所以报汛，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环，向上级反映汛情，在过去被称作是“汛情奏报”，也称“报汛”，在先秦时，就已经形成了“报汛制度”。

《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记载着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至秦国往后，我国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有的朝代还会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明清时期，报汛制度已十分完善了。据明万恭《治水筌蹄》记载，“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必先知之。”

【古代报汛驿站】

古代官府还设置有报汛驿站，专门传达汛情通报，报汛又被称作“水报”，与战时的“兵报”一样重要。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

“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划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

“马报”顾名思义，即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

“狗报”是由训练过的狗来代替人传递汛情。

“步报”是由人工步行传递汛情。

出现汛情，除了立刻奏报上级和朝廷，还要及时告知灾区民众，做好引导和疏散工作。可是在通讯并不发达的古代，要想做到及时疏散也是难事一件，明朝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结出一套方法：如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安排群众转移。

除此之外，报汛官员为了充分、全面地掌握灾情，朝廷还设置有专门的“水官”、“司空”、“都水监”、“水部郎中”、“河道总督”等，这些都是古代专职防洪官员。朝廷在强调及时上报汛情的同时，还要求专职水官和地方官员及时奏报灾情，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灾情奏报制度。

【抗洪工作的赏罚】

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明确指出，及时报告汛情的同时，还规定要报告在各种灾害中农田受灾的顷数。秦国对上报路径和时间也立有规矩：距离近的县，由走得快的人专送报告，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必须在八月底以前送达。

灾情奏报，历朝都有严格要求。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黄河在澶渊段决口，淹没数个州县，因为主政官没有及时上报。宋太祖赵匡胤接到消息后，立刻下令将分管官员斩首弃市，一切参与其中的官员责任撤职查办。

【抗洪措施与工具】

到了汛期，古代人往往采取疏浚与封堵的办法，主要将城市的内河沟渠，通过护城河将城市内囤积的水及时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来暂时蓄水，这样可以避免江河暴涨形成倒灌。

还要在进城处设置水门，对船只的往来进行管控，又可以将河水与城市分割开。

江河通往内河处要架桥，能及时疏散道路上车马与行人。等大汛到来时、垒起沙袋，插上木棍堵住涵洞，作为防洪的屏障。在排水沟渠处设置单向的挡水窗，当城中水位高时在水压作用下自动开启窗子，当江水过高时在顶托作用下，可以自行阻断。这种巧妙利用城防天然结构的设计，在古时很多，这些防护工程在平时的护理检修也十分简单。

疏通河道，加固堤坝等一切治水措施都只能起到预防作、无法彻底绝洪水发生。但在应对洪灾上，古代也是方法奇多，绝不含糊，在加强城市防洪方面向来都是未雨绸缪，历朝历代都把修筑堤坝、连通河道、疏浚塘湖作为头等大事。

【水灾过后的救助】

古代官府对抗洪救灾工作也是尤为重视的，灾后积极安抚灾民，重组家园，做好善后工作。也会开仓赈灾，减免租税。《明史·河渠志一》中记载着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黄河开封段东月堤决口，大面积受灾，明太祖朱元璋便下令“遣官塞河，蠲被灾租税”。意思就是要及时整治疏通河流，做好灾民的安抚，减免税收。

总结：洪水来袭，没有畏惧。

过去古人对洪水治理和不断尝试，也正是体现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天灾面前，不轻言放弃。现如今，这“最美逆行”成了佳话，人民子弟兵替我们冲在一线，保护我们的家园，给我们创造最安全的生存环境。激流中抗洪将士的坚实背影，正是我们的中国力量！

2020年我国多地发生洪涝灾害，自入汛以来，人民子弟兵、警察、党员、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奋斗在一线，用血肉之躯筑起保护人民群众的钢铁堤坝。

最后猫叔在此祝愿所有抗洪英雄平安归来，祝受洪水影响的民众顺利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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