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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平南郊窦文海一品红莲
以“文正”和“忠武”为例，谈谥号背后的政治思维（下）
谥号的政治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官本主义社会，而其政治制度也就是官本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体系之中所有人都被分为三六九等，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社会的礼仪习俗，从国家领域到私人领域，没有官爵就没有社会地位。
在庙堂之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具体表现为官秩品级，谥法虽然是一种事关死者称号的制度，但谥号的授予却依据于死者生前的官秩等级，它是体现等级特权的一种荣誉称号。
譬如魏晋之前，有爵位方能得谥号，其后最低也要官级达到三品以上才能够获得赐谥，清代将授谥的范围大大缩小，只有一品以上官员死后方可得谥。二品以下无皇帝授意皆无谥。
等级特权最大的皇帝死后享有特殊的谥号，不仅极尽溢美之词，字数也大大超过了正常水平，比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创造了谥号史上的最多字数，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共有25字。
16岁继位，不到两年就被宦官杀死的白痴皇帝唐敬宗李湛，竟也得到了“睿武昭愍孝皇帝”的谥号，从某种程度上说，谥号制度的确立起到了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
同时，谥号制度还有神化皇权权威的作用，谥号是由后人所定，即便是皇帝，其谥号也是在死后由其继任者和臣子拟定的，但是谥法中却有复杂的请谥程序。
天子崩逝后，大臣要到南郊请谥，太尉登坛向昊天上帝神位进献奠祭，太祝跪读祝文，太尉捧尊谥议置于昊天上帝神位前，跪奠退立，跪读谥议，百官再拜，才算是已向昊天请得谥号。
这一套所谓“南郊请谥”的神秘程序，是对皇帝是天之子的呼应，目的是进一步增加皇权的合法性。
一般两朝更替之时，新朝皇帝追谥前朝末帝的做法也是为了“师出有名”，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多尔衮当初入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追谥崇祯皇帝以“愍帝”的谥号。
此外，谥号表现了对死者的褒贬，有利于劝善惩恶，确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王钦若曾说：“夫谥者……忠臣义士虽受屈于生前，死获美名；乱臣贼子虽窃位于当时，殁加恶谥者，所以惩暴戾，垂沮劝。”
谥号是对一个官员一生行为事迹的全面审核，比其生前政府机关的考核更为严格和公平，唐宋两代还有驳议之风，确保谥号的公正性，可以说是真正的“盖棺定论。”因而谥号所用之词的褒贬正是对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展现。
如“文”、“武”、“忠”、“孝”、“正”、“仁”、“康”、“贞”等是上等谥号，而“厉”“戾”“丑”“幽”“炀”和“缪”皆是恶谥，鲜明的对比暗含对社会个体的品德要求。
“文正”与“忠武”
“文正”初为“文贞”，为避宋仁宗赵祯的讳而改为“文正”，司马光曾说这一词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自唐以来，能够得到这一谥号的只有33人，首个获此殊荣的是魏征。
一代名臣范仲淹，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节操，出帅戍边，巩固西部边防，在朝主政，推动庆历新政，一生为国为民，是百姓和朝臣的众望所归，如此才被赐“文正”之谥。
唯有道德品质高尚，知识学问渊博，善于经邦济世的人才可曰“文”，内外宾服，图国忘死，受万民敬仰者才可称“正”，文字打头的谥号中“文正”为最高评价，它是所有文臣一生殚精竭虑所想要获得的荣誉。
正德十一年，内阁首辅李东阳重病在床，命不久矣，但他的谥号迟迟未定，后来大学士杨一清去看望李东阳时，告诉他朝廷将要为他拟定“文正”二字，垂死的李东阳听见后，竟然从床上翻身而起给杨一清磕头，可见这一谥号在文人中的地位。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赐谥号的办法可谓是极其高明，尤其是文正二字就像是吊在兔子面前的胡萝卜，引得一代又一代才智卓绝的臣子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臣武将的谥号一般是以“文”、“武”打头，但还有一种所谓的“通谥”是为那些文武兼备能够出将入相之人所拟的谥号，而其中的最高评价便是“忠武”，这也是三国名相诸葛亮的谥号。
《逸周书·谥法解》中有云：“危身奉上曰忠，克定祸乱曰武”，“忠”字在传统社会意味着对君王的绝对忠诚和无条件服从，这代表着统治者对臣属的最高要求。
明朝817位获得谥号的人中，得“忠”谥者有121人，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在战场上“死战”，他们杀身成仁、献出生命而获得军功，还有一些是为了朝廷的根本利益而进行“死谏”，出表现出了对皇权的忠心。
相比“文”字谥而言，得“武”字谥者要少得多，宋代重文轻武，获谥的856名大臣中，“文”谥者244人，超过总数的1/4，而得“武”谥者仅有36人，占比不足5%，唯有在战争动乱年代，武谥者才会得到重视。
从谥号制度可以看出，谥号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它最为鼓励的是那些为君主和皇朝的利益奋不顾身、呕心沥血模范人物，它最为倡导的，就是对专制君主和皇家朝廷无私奉献和绝对忠诚。
#古代史#
高士奇作为康熙近臣，博览群书，学贯古今，胸怀韬略，身负捷才，功勋卓著。身为高官30年，中晚年虽多有贪腐行为，仍得以善终。
电视剧《天下长河》中的高士奇一天之内，七次升迁，从落榜举子成为皇帝身边近臣，授六品内阁中书，着南书房行走，震惊朝野，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相，压倒了朝中的官吏们，纷纷低头祝贺，连高士奇本人也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剧中的高士奇随徐敏学和陈潢去北京参加会试，由于过度高调被当时南书房的明相勾除，科举考试落弟，只能靠在京城卖字算命为生。 有一天，索额图在途中看到他，把他带回家，为自己写公文，兼做家庭教书匠。
之后，索额图让高士奇补充他的残词断句。 高士奇翻阅索额图＂佳作＂后，选择了其中的诗作之一作批。 不懂诗词的索额图把诗作献给了皇帝，髙士奇的批语被康熙识破，大笑索额图的诗作＂擂鼓四通＂（不通不通，不通又不通）。
怀恨在心的索相回家后，残忍吊打了高士奇。 高士奇于是心怀怨恨，偷偷向明珠求助，把他介绍给皇帝。
科举考试虽未能金榜题名，但高士奇才华横溢，堪称国士。 为了给高士奇一个机会，皇帝为他单出了一道考题，让他回答。 原本心怀大才的他，一个时辰便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当时时局所需的七篇治国策论。 皇帝一高兴，连发七道圣旨，让原本是布衣的高士奇瞬间成为高相爷。
但是，历史总是惊人地不相似。 高士奇当真的是一天之内一介布衣晋升到内阁中书御前去工作了吗？ 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 高士奇家境贫寒，在康熙10年左右进入国子监，考后留在翰林院工作，为内廷服务，4年后晋升内阁中书一职，深得皇帝的信任，一直受到重用。
高士奇（1645年～1704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高家村）人，后入籍钱塘（今浙江杭州）。清代官员、史学家。
早年家贫。康熙十年（1671年）入国子监，试后留翰林院办事，供奉内廷。康熙十四年（1675年），授职詹事府录事，不久升内阁中书，领六品俸薪，住在赏赐给他的西安门内。 高士奇每日为康熙帝讲书释疑，评析书画，极得信任。康熙十八年（1679年）后，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侍读学士、《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詹事府少詹事。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随帝南巡。冬解职归里，居平湖。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奉召入京，充《明史》纂修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次随康熙帝西征，深得信赖。翌年，以养母求归，特授詹事府詹事。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升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正一品，以母老未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卒于家，追谥文恪，葬于县城南郊。
高士奇是清朝康熙皇帝的近臣，一生效忠于康熙帝，同时也是一位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他平生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著有《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丶《左传国语辑注》等。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随父高古生北上游学京师。因父不久亡故，所以他以卖文以贴补生活。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康熙八年（1669年）进入太学，得以初次见到康熙帝，康熙帝非常喜欢他的理学文章，亲自赐他会试资格，半个月之内高士奇二试都是第一，记名翰林院供奉。高士奇从此踏上仕途之路。
康熙十年（1671年）进入国子监，试后留翰林院办事，供奉内廷，为康熙帝所器重。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帝东巡，高士奇随驾。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设置南书房来掌管票拟谕旨，以加强皇权。高士奇奉旨入南书房，康熙帝亲赐“忠孝之家”印玺一方。赐居大内“苑西”。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高士奇中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九年（1680年），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很快又授为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迁移为右庶子。官任詹事府少詹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山河一统。高士奇被授为执事日讲官起居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南巡，赴曲阜孔庙祭孔，高士奇被迁移为右春坊右庶子，又转为左春坊左庶子。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并且随驾南巡。
这时期，康熙外巡，高士奇总相伴，先后巡访松亭、塞北、盛京、乌拉、浙江等地。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塞北松亭载笔频，江南山左扈时巡，旨甘不缺慈帏奉，内顾无忧赖尔身。”
据野史记载，康熙在高士奇最为得宠时，时有贪腐行为被证实，康熙为何拿他没办法？此事已成为历史之谜，足以供后人细细考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