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大理古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但是近年来，古城的历史印记被逐渐消除，文化韵味稍显逊色。同时，城内充斥着各种商业气息，原住民也纷纷离去，仅仅留下那些年长之人坚守古城。
大理古城内分布着总统兵马大元帅府、文庙、西云书院、天主教堂、蒋公祠等多处文物古迹。
被视为大理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的综合体。
此外，它身处滇西要冲，是滇、川、藏的交通枢纽，是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交流的大通道。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白族人民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使得古城成为多元文化的聚集地。
大理古城，不仅承载着历史各个阶段的城市记忆，还积淀和传承着鲜明独特的白族文化。
因大理文化在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中形成开放性、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特色。
所以，大理古城又常被人们誉为“最后的理想国”“乌托邦”等，成为美好、自由的代名词。
并且，大理古城旅游资源丰富，是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旅游线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旅游目的地。
据2017年大理州旅游大数据分析，来大理旅游的2100万游客中，大理古城是大部分游客的首选，全年接待游客1292.37万次，占61.94%，是大理重要的旅游资源。
但是，大理古城在活化利用中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我认为古城的真实性丧失。
古城环境的形成是一个持续而渐进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有着不同时代的烙印，凝聚着前人的智慧，记录着城市的生长和发展。
近些年，古城大量拆除、改造或重建传统建筑，对大理古城历史遗存的保护和古城生命的延续起到了“建设性破坏”的作用。
2018年实施的大理古城风貌提升项目，以恢复“清末民初”白族民居建筑风格为目的，对不符合古城风貌的门窗、强弱电线进行了拆除和改造，在某种程度大大提升了古城风貌。
但遗憾的是将大理古城统一改造为同一时期的风格，使得大理古城各个时期的历史印记被消除，古城的肌理和风貌逐渐趋同。
大理古城同我国其他城市的古城高度相似，仿古建筑造出相同的商铺、相同的街道、相同的门面，古城特色和民族特色正在被吞噬，让人审美疲劳。
其次，我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力不足。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出现了过度保护的现象，对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通常是先界定为文物，然后封闭、隔离起来，采取博物馆式的典藏、展览。
这种将文化遗产圈起来保护在罩子里或者拉上警戒线的做法，使得文化遗产与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远。
然而，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是在于“活”、在于“用”。
大理古城活化做了很多有益尝试，但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文化遗产只是维持原状的展示，或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呈现，未能转化为文化产品，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遗产保护与古城居民生活脱节，很多遗产游客知道去游览，本地居民却很少了解和参与其中。
比如古城内大理市博物馆原为云南提督衙门，内设有历史文物展厅、陶俑馆展厅等板块，每天进馆参观的人数不少。
但据调查大多数是旅游团的游客，本地人很少，而且展厅布展形式陈旧且无VR、AR等数字技术，文物不会说话缺少吸引力。
结果就会导致与民众互动性弱，游客停留时间短暂的现实问题。
另外，据说古城原住民流失很严重。
随着旅游消费为主的各种店铺集聚和扩张，古城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哄哄闹闹的游客、来来回回的叫卖声、营业到半夜的酒吧等，都打扰了居民的生活；
不健全的生活设施也是原住民流失的原因。
由于他们生活工作不便利，但出租房屋可以获得不菲的租金，于是原住民纷纷搬离古城。
当下，大理古城中的本地居民日益老龄化，原住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因年长之人往往故土难离，故一直坚守古城。
年轻人为了更好的工作、生活和教育环境，大多搬到更为便利的下关镇。
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本地居民区会越来越少，直至变成一个空心化的古城。
如果大理古城彻底失去了原住民，失去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古城也就成为一个历史空壳。
最后，我认为古城充斥着商业化气息。
随着资本的进入，大理古城出现过度商业化的现象。
一些历史建筑和遗存在商业化过程中被拆、改建或重建，原有风貌逐渐消失。
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大理古城的主街及小巷都充满着各种商业化的店铺，古城内很多房屋都被用作商业用途。
据调查，近10年来人民路的商铺租金涨幅超过10倍，地理位置较好、面积稍大的店铺，年租金达百万。
一些具有地方文化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店，因无法承担高额的租金，只能搬离古城，大理古城本土文化的原真性、多样性遭到破坏。
人民路充斥着喧闹的酒吧、义务小商品、全国一样的小吃，统一风貌的店铺，雷同的商品，缺少了本地文化与自身特色。
说到底，这些现象都是因为古城追逐短期利益所致。
大量舶来品，使古城特色黯然消失，削弱了原有文化的多样性。#大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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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母女俩低头匆匆赶路，小日本兵突然把女儿往路边房子里 拖。母亲苦苦哀求却被粗暴地踹倒在地。就在女儿快被拖进屋里时，一个人大吼道：停止！日本兵看到这人胳膊上符号，仓皇狼狈离开。
这一幕是来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汤英的回忆，那个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人叫拉贝，来自德国。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他从小丧失，早早当学徒，做过很多工作，自学会了英语。他26岁那年，作为西门子的雇员被派往中国，期间辗转各地，可称得上中国通。
1931年，49岁的拉贝在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一栋带院子的小楼里定居了下来。
当南京沦陷时，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罕见的兽行，在这座古都里时刻发生着。震惊又愤怒的拉贝在小楼里，将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
1937年12月16日
我开车到下关去勘察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
1937年12月24日
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水塘里就有30具尸体，他们双手被绑⋯
1938年1月1日
一个母亲向我奔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请我帮忙⋯当我走进一所房里，看见一个日本兵对哭的撕心裂肺的少女⋯我朝着那个无耻的日军用任何能够让他听明白的语言吼⋯他跑了。
可是善良的拉贝意识到，光写日记根本无力改变什么，于是他将小院开放成了难民收容所。＂只要躲进拉贝家就没事了＂，这消息迅速传开，四方难民开始往他家聚拢，只要有一点空余的地方拉贝来者不拒，最终，在他们家不大的院子里共有六百多名难民。
那时正值寒冬腊月，据当年在拉贝家院子里住过的丁永庆老人回忆：地上潮湿，拉贝给难民们每人都发跟萝卜让他们煮着吃祛湿，在条件困难下，拉贝努力给所有难民每天一人发一小杯米。
幸存者汤英回忆：那天晚上拉贝正好外出，三个日本兵翻院子进来寻找＂花姑娘＂。当他们用刺刀顶着一个女子时，拉贝正好回家。他像头怒不可遏的狮子对着日本兵用英语大吼叫他们滚出去！日兵看着拉贝手臂上的纳粹标志，想从大门走出去，可拉贝坚决不允许，他要求他们怎么来就怎么爬出去，三个日本兵只好乖乖从围墙爬了出去。
随着投奔拉贝的难民越来越多，他越发意识到这小楼对于保护难民的重要意义。为了在防止日军翻墙进来，他就让难民们组成巡逻队，一发现有日本兵进来就吹哨子，拉贝听到后就出来驱赶。
据幸存者李世珍回忆：有一个家族37人全被日兵抓了，都被绑好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军交涉，最后把这37人全都带走了。
其实，在南京攻城前，拉贝的同事朋友，包括日本大使馆的官员都劝他尽快离开南京，但他不肯。
他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地度过，我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他四处奔走，利用纳粹党的身份和多重政治力量向日本方面施压，最终迫使日本打开封锁允许安全区能运进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1938年，拉贝在西门子公司要求下回国了，回去后，他有更大目标：拯救更多的中国人。
可是迫于压力，在盖世太保的教育下，他只能写信给希特勒保证：我将谨遵此项规定（指不得作报告、出书、放映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因为我并无意德军当局唱反调，我将坚定地追随您！
他本期待着希特勒能对日军作出干预，可是等来的却是厄运。
1945年德军战败，因为他的纳粹身份，他入狱了。后来经证实他并没有作恶，被无罪释放，但64岁的他已经被公司解雇，不食无着，不得不当了每天工作12小时的搬运工。
中国人并没有忘记这个恩人。曾经被拉贝庇护过的难民都站出来为他说话。1948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市民每月给拉贝寄钱和食物。政府承诺：只要拉贝肯来南京，政府将终身为他提供住房和养老金。
可是1950年，这个善良的老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中风与世长辞了。他的身后事很凄凉。1985年由于墓地租用到期，无人续租，管理部门拆除了拉贝的墓碑。
2005年，一群中国留学生自发捐款为拉贝砌了雕像，而且南京政府特批105万作为专项资金用于四十年墓地租赁以及墓碑的制作等。
2013年，在拉贝墓地落成典礼上，大使史明德发言：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共同缅怀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恩人，
是为了共同回忆那场战争给世界各地人们造成的空前劫难，
是为了共同纪念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为捍卫人类尊严和赢得世界和平团结奋斗的历史壮举。
经历过那场血雨腥风的人已经永远离去了，但是《拉贝日记》完好无损的被保存了下来。经后人公布，那些翔实客观的记录，成为控诉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在南京那段让人不忍回忆的日子里，拉贝和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一样，展现的是普通却又伟大的情怀，展现的是人类面对残忍血腥而被激起的善良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待你成尘时，我看到了你含泪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