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函背后的建筑奇迹】
“最伟大的建筑物大半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产物。”大文豪雨果曾这样说。
1958年10月的一天,教育部收到一封言辞恳切的函,请求协助借调44名高校师生。提出请求的,是当时主要负责城乡建设的原建筑工程部。函中写道:
“为迎接我国建国十周年,首都(北京)即将修建数座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十大)建筑物。目前在设计中对空气调节,电机设备,自动控制声、光、热以及建筑装饰等等均存在着若干科学技术问题,急须集中各方面力量加以解决……”
行文间一个“急”字,概括了当时的困难。
两个多月前,中央决定,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要在北京兴建大约十所上规模的公共建筑,“十大建筑”的名号就这么定下了。
将满十岁的共和国生机勃勃。但豪情背后的挑战艰巨:离1959年国庆,只剩下不到400天时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一幅幅壮阔的建设画面在北京展开:梁思成、茅以升、张开济……全国顶尖的建筑专家云集;焊工、瓦工、木工……各地熟练的建设工人齐聚;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非常规的“三边”工作法应运而生。
“当时,周总理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精华、兼收并蓄、皆为我用’,迅速统一了设计思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马国馨说。
倘若回到那时的天安门广场,你会看到:东边,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地上,全国18个省市的1500多名工人前来支援;西边,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开工一个月就挖出30万立方米的土方。
向西,4000名解放军官兵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挥汗如雨。远眺东方,北京火车站的设备来自全国100多个工厂;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和工艺美术系的师生,正用自己从农村学来的花样装饰全国农业展览馆。
需要“借调”的又何止人才?建筑材料和设备,从各地夜以继日地向北京运送。原森林工业部调来上等木材,原铁道部拨出运输车皮;鞍钢提供优质钢材,云南、山东、广东、河北开凿大理石,杭州赶织锦缎;天津制造的电线,有北京到南京那么长……
这封借调函,正是“全国一盘棋”下,各地各部门共襄盛举的缩影。
一年不到,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这“十大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相当于四个半故宫,被认为“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一个动人的插曲是,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最先被邀请参观的,是一万名建设者代表和一些拆迁户代表。
“‘十大建筑’彰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族自信。”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邵韦平说。
60多年过去,许多先进、宏伟、精湛的建筑在北京竞相出现。
正如1959年国庆,参观完“十大建筑”的陈毅副总理献辞所言:“这仅是开端,伟大的工程还留在后面。”
在中国大饭店大堂看见高孝午的“梦想兔”才意识到明年是兔年。高孝武最近几年每年发一件不倒翁系列的动物,现在中国大门前广场上的三个不倒翁系列鼠牛虎是从侨福芳草地搬来的,大堂里的梦想兔是上周在中国大首发的,展品还有他的“再生”系列,鲤鱼、蜻蜓 、鹿……突然想起来,前两个月华侨大厦睿世酒店开幕时门口也是有一件不倒翁梦想系列的。高孝武的“再生”彩色不锈钢动物系列真是很适合中国大尊贵喜庆的调调,豪华阁门口的“英式标准”(图9)更是如同酒店专门定制的摆件,主题、色调和尺度都非常鹭港。这个展一直到明年2月,大堂还有同主题下午茶。酒店和艺术家的合作展最近几年很流行,中国大饭店&高孝武这个目前感觉最搭。
今天发布的新版北京米其林指南新增四家一星餐厅:富临饭店(2022年新开业)是香港知名粤菜品牌在北京的首家分店(华侨大厦睿世酒店副楼),晚餐要人均三四千吧。鲁上鲁,京艳翰林书苑,Tried Hutong。
必比登推荐了老川办和宜宾驻京办,这都是老的几十年的初代网红餐厅,还用米其林推荐吗?
#你第一次旅游是在什么时候,去了哪里#本人第一次旅游,是在1985.8月份,旅行结婚,去的地方是心仪已久的改革开放最前沿——广州。这次旅游说起来至今也是甜蜜的回忆!广州站、珠江大桥、华侨大厦、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馆、东方宾馆、越秀公园、三元里、广东省煤炭厅招待所等等都留下了踏访的足迹和美好的回忆。随着工作的变动和出差机会的增多,又多次去过广州,每一次都感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记得珠江桥岸边的广州大厦是当时广州最高的地标建筑,而几年前,它就淹没在拔地而起、摩肩接踵的摩天大厦中间,那个时候还没有的高架桥四通八达,让整个城市流光溢彩更加灵动!
移民加拿大,到底值不值得?
今天,加拿大移民部开挂史无前例的一次发出了27332个永居邀请,本轮针对快速通道移民项目中的加拿大经验类候选人,最低邀请分数居然只有75分,这个邀请数量相当于给池中所有的经验类候选人都发了邀请,这个礼送的实在是大。
那么,移民加拿大,究竟怎么样?适合什么样的人家呢?
我熟悉的朋友同学中,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陆续有人全家移民过去。我把他们的故事讲一遍。
案例一:田HM同学。
这个田同学是我高中同学,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旅游企业先移民到新加坡,过了几年又从新加坡移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后来一直在当地的丰田汽车金融工作。她的先生是一个北京人,跟她一起从新加坡移民过去的,他们生了两个孩子,老大是儿子,小的是女儿,我跟她有多次的聊天。她告诉我,他们的儿子在当地的公立中学上学,后来获得了公立的渥太华大学的录取,因为这个学校给他全额奖学金,她说他们夫妻俩在加拿大从事普通工作,如果孩子上私立大学,他们将来就没有办法支付第2个女儿的学费,还有他们要留下一些养老的钱,说他们到了加拿大之后并没有像中国一样享受到房地产的红利,因此家庭积蓄很有限,好在孩子读的学校是公立大学,拿到了奖学金家里支付很少,但是,正是因为读的公立大学,孩子将来能够获得高薪工作岗位的机会很少,这也是他们作为父母比较遗憾的。
案例二:金Y女士
这个金女士是我一个单位的,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99年全家移民到加拿大,因为她的文笔很好,经常在加拿大的华人论坛上发文章,她公开讲他们这一代人是被加拿大耽误的一代,因为他们在中国读了名牌大学,到加拿大,根本找不到什么工作,而留在国内的她的同学,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有南京,家里都有几套房子,享受了房地产的红利,而他们在加拿大,政府效率很低,个人财富积累很少,很失望,悔不该当初移民到加拿大。
案例三:左同学。
老左毕业于外贸专业,在南通开了纺织厂,他夫人在电视台工作,他们于2005年前后全家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女儿在那边读了中学、大学又读了研究生,但是在儿子上小学的时候带儿子回到了南京,而把温哥华的别墅空在在那边,他们的解释是孩子还是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和更好一些。现在一家很少回加拿大了。
案例四:张先生
张先生是我原来住在山西路江苏华侨大厦的邻居,他们家原来从事实业,后来在证券市场上挖到了第一桶金,分红到几千万,在2000年前后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当时一家4口人坐的都是头等舱,去了加拿大之后立刻买了奔驰S600,但是他们发现,去了之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坐吃山空,从国内带来的财富消耗太快,再后来回国的时候就不再很嚣张的坐头等舱了。最近很久没有联系。
案例五:湛女士
我原来的同事,也是我觉得移民去了加拿大混的最好的一个。她是2003年辞职,全家移民去了温哥华。她先生两边跑,南京的企业继续。到那边之后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工作,陪了孩子读书几年,她女儿在私立女子中学毕业之后,去了美国名校读本科,后来又去了宾大读硕士,现在已经回到了温哥华,因为比较聪明能干,她找到了保险金融工作,做保险的人寿代理,非常成功,但是她觉得如果自己一直留在国内,情况也会非常好,但是加拿大的蓝天、空气、环境都是一流。现在最渴望加拿大的疫情早点结束,她们可以定期回国探亲。
案例六:王X先生。
他是我老乡,早先在南京干得非常好,属于第一代移民到加拿大的,带着比自己小8岁的太太,和女儿一起移民到了蒙特利尔,早开始是陪着孩子在家,因为他的语言很差,不能够出去找工作,到孩子可以读书之后他就经常回南京,从事留移民中介工作,赚了不少钱,但是家庭也濒临破碎。他太太语言比较好,找到了华人媒体工作,近几年已没有联系。
案例七:马先生
马先生上世纪90年代是南京非常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在鼓楼区和江宁都开发了很有名的楼盘。后来一家三口移民,儿子去了美国读书,拿到加拿大正式身份之后,儿子大学毕业他们一起回到了南京,而且不愿意再回去,就觉得在加拿大实在太无聊,而且南京的生意已经耽误了。现在在南京重拾旧业,不愿再回加。。
加拿大每年都有一定的移民数量目标,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去年的目标并没有完成,所以才有了今年年初的大放水,接下来也可能还会有其他类别的幸运儿获得邀请。不过,这种模式的大放水肯定不会长久持续,就像经济刺激计划一样都只是暂时的,一切还都将回到正轨。
回头看我身边的七个移民案例,你觉得你适合移民过去吗?
移民是大事,尤其是去年和今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让人们对移民、留学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上述案例,绝对真实,供您参考。
东大街,西安曾经最繁华的地方,现在是这个样子。
今天路过端履门,群光广场自2019年年底关门,有一年多了,这个从里到外都新新的大楼,从推到原来的华侨商场就不被看好。拆除原来的华侨商城时,围墙倒塌,压死了一个女大学生,有个不吉利的开端,而且,以前的华侨商场和钟楼旁的邮电大楼属于一个时期和类型的老建筑,属于苏式建筑,很有历史感和厚重感,拆除时就有很多人反对。
看看现在,钟楼的邮电大楼和新华书店,已经成为受保护的地标建筑,有特色,有价值。
自从建成这个群光广场,我一次也没进去过,只留一个下闪闪发光的大楼印象,今天路过,楼外还是闪闪的感觉,楼里侧门开着,作为一个新冠疫苗的接种点,也算物有所用一下。
再往东,看到了东大街百盛,这个1998年开业的老牌商场,曾经引领西安年轻人购物潮流很多年,去百盛买衣服鞋帽包包化妆品,是年轻女孩子喜欢和骄傲的。还有,最早的各种商场组合打折、买送等促销活动,也是由百盛兴起的。
2016年6月11日,百盛东大街店闭店。
至今,偌大的这座楼,里面仍然空着,门上用链条锁锁着。不过,看起来楼的外立面和玻璃门窗倒还很干净,不是落满灰尘的样子。
碳市街,以前买海产品和南方细菜必去的地方,看起来也没啥人气。
东大街的没落,老西安人看着有些恓惶啊,曾几何时,西安城最繁华最聚人气的地方,成了如今的落寞样子。
这是零售业的哀歌,东大街、解放路,这些年,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的一个个商场,成了西安人记忆里的曾经。#西安生活# #西安头条#
原花都区花侨镇镇政府(花都华侨农场)办公大楼(图1-3)。
花侨镇的前身是广东省花县华侨农场,创办于1955年,是国家为安置归国华侨而创办的,先后接收了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归侨。
1999年1月1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华侨农场转由花都市(即现花都区)管理。同年8月19日批准建立花侨镇。花侨镇管辖原华侨农场范围,并保留华侨农场牌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2005年2月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广州市花都区花侨镇,并入花东镇。#广州头条#
周恩来:“水天一色”的巧妙设计
1958年8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北京兴建了十大公共建筑,即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全国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为国庆献礼,并要求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关于“十大建筑”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贯彻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
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当初在设计时曾经遇到过一个很大的难题:万人大会厅是整个工程的主体,根据有经验的建筑师们说,象这样能容纳万人集会的大厅,一当走了进去,人会觉得相形之下,自己十分渺小,使建筑物失去紧凑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主张大厅里增加层次,可是层次多了,楼上的座位离地面高达数十米,又会出现“飞机座”;有人主张缩小大厅,减少座位,但这样做又达不到容纳万人的要求。技术人员翻遍了国内外文献,找不到可供直接借鉴的资料。工程负责同志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反映给了周总理。
几天以后,周总理把大家找去,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
到会的同志各抒己见,众议纷纭,看法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周总理倾听着,思忖着,等大家把话说完了,他才提出自己的意见。
总理说:“一万人的座位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一个也不能少。”
那么,设计中的矛盾又怎样解决呢?总理从日常生活现象里,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他笑着问大家:“天空很大,大海也很宽,可是人站在天空下,站在大海边,为什么并不感到自己渺小?”
这个新颖而简洁的问题,撇开各种建筑形式的繁琐争论,一下把同志们的思想带入一个崭新的意境。是呀,当人们来到烟波浩淼的海滨,遥望天连水、水连天的景色,作为感受大自然的主体,只觉心旷神怡,毫无压抑之感,这是很多人的共同体验。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周总理说:“因为天空是没有直角的,大海也看不到界线。我们的万人大会堂能不能也搞成水天一色、浑然一体?”
建筑科学上的一道难题,就这样被周总理用朴素的生活哲理,化繁为简,驾轻就熟地解决了。
根据周总理的启示,设计师们把礼堂内部设计成“水天一色”的形状,顶棚与墙面圆角相交,成穹窿形。穹顶上,三层水波形的暗灯槽围绕着红五角星,500个灯孔点缀其间,观众一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使人感到既不压抑又不空旷。整个礼堂的构成、装饰和色彩有机结合,形成了朴素、明朗、大方的气氛,人们在里面开会极感舒适。这“水天一色”的巧妙设计,永远记录了周总理和设计师们心血、智慧的结合。
最近几个月,我基本处于闭门不出的状态。忙得焦头烂额,加上身体不好,于是下了决心:哪儿都不去,谁都不见。因为即使勉强去了,见了,整个人也是“形不散而神散”,对别人不礼貌。
从父母那里传来消息: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要来。这位伯伯姓吴,是我们的同乡,又是父亲大学时代的好朋友,20世纪70年代末去了香港,从此很少见面。这次他偕夫人回内地,先到上海,再回福建老家。我心想,可惜我不能见了。
吴伯伯来了,不住宾馆,就住在我父母家里。第二天,妈妈给我来电话,说:“他们想见你,你不能来吗?”我说:“不能。找个时间通一个电话好了。”
第三天,妈妈又来电话,说:“你吴伯伯还是想见你。他说当年他去香港的时候,你放了学赶来送他,但是没有赶上。他从车窗里看到你失望的样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记,所以很想见见你。”
我愣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明天回家见他们。”
我不记得他说的那一幕了,甚至不记得我去送过他。但是我知道那是真的,因为当时我确实在泉州读书,所以他没有记错。那真的发生过,而且被一个人在心里记了那么多年。于是,所有闭门谢客的理由都融化了。
打车回了父母家,客人去浦东参观还没有回来。等了几个小时之后,才见到他们。吴伯伯的轮廓没有大变,只有头发和体态泄露了岁月的秘密。伯母不复我童年记忆中天仙美女的模样,但是有着这个年纪的上海女人少有的单纯的笑容。吴伯伯看了我一会儿,说:“你没有变,如果在路上遇到,我会认出你。”我想:是不是他曾经想象过我们在街头的人流中偶然相遇?
提起当年的那一幕,吴伯伯说:“那时候,你在泉州北门读书,放学以后赶到华侨大厦门口送我,车已经开了。你远远跑过来,看见车开了,很失望,几乎要哭出来。那个样子我一直记得,这么多年一直记得。”之所以记得,不仅仅因为当年的我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也不仅因为我是他好朋友的女儿,而是在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心中,我的面容和他对家乡的最后一瞥重叠在一起。
而当年,我是那么重视那次分别。因为当时父亲不在泉州,不存在父亲命令我去送行的可能,一定是我自己要去送行,而且一定在上课时心神不定,下课后便一溜烟地跑到华侨大厦——就是骑自行车也要二十分钟的路程。当年我也许觉得那会是永别,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陌生而难以到达。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我的失望和伤心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岁月已经把这一节抹去了。关于吴伯伯,我记得的,是我更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到他在石狮的家里做客。那里保留了当时少有的热闹的自由集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丰富的蔬果、那么生猛的海鲜。记得摊贩们纷纷大声招呼吴伯伯,说自己的货好、新鲜。吴伯伯出手阔绰,根本不还价,买了许多鸡鸭鱼肉和海鲜,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大芦柑。他的家是一幢石头建造的大楼房,今天想起来就是别墅。底层养着一条大狗,我很害怕,所以上了楼就不敢自己下来。吃过丰盛的午餐,当爸爸和吴伯伯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楼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手里不停地剥着芦柑。再后来,关于吴伯伯的记忆就是1994年我去香港,我从爸爸那里要了吴伯伯家的电话号码,打了几次,不论白天、晚上都没有人接,就没能见上。后来说起来才知道,那时他们去了美国女儿家。
我们一边吃着螃蟹,一边聊天,感覺似乎没有分别那么多年。他说想看我写的书,我在家里找到三本,都送了他们。往扉页上题词的时候,心里既没有骄傲,也没有自卑,因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写作者最渴望的朴素的接纳。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还满是重逢的温热。但是,那让他难忘的一幕,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记性很好,而且很小就开始记事。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是这样。
生命是一幅拼图,由许多块小拼块组成。人总是想争取更多更好的拼块,好将自己的人生拼出美好的图案。但是在我们成长、奋斗的过程中,有一些拼块遗落了。有的散落在岁月的某个角落——谁都不能再到达的角落,永远无法回到我们生命的版图上;有的则在某一个故人的手里——没有他们手里的那块小拼块,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不完整的。寻找那些小拼块,然后将其放回生命原本的位置上,让生命少一些空虚和遗憾,这也许就是重逢的意义。
1912年6月,上海,爱国商人吕岳泉了创办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建立了中国人的寿险体系,率先与当时外资寿险公司抗横,成为民族寿险兴起的标志。
下图1为华商寿险公司与其他保险公司集体刊登的广告。
图2是华安保险的保险单。
图3是华安大楼,中国最早的保险大楼,又名华侨饭店、金门饭店,位于南京西路1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