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总结，“孝”和“忠”的之间的古代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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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古代官场总结：“孝”和“忠”的之间的古代官场：浅谈古代的“丁忧”制度
• 2、古代官场总结，不学无术之徒为何不敢觊觎翰林院

1、古代官场总结：“孝”和“忠”的之间的古代官场：浅谈古代的“丁忧”制度

中华是礼仪之邦，古代非常注重丧葬和祭祀文化，儒家思想重孝，汉朝建立后，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当父母去世后时，人们需要守制，形成了成熟的“丁忧”制度。在汉朝以后，丁忧制度对政治和官员个体影响很大，不仅关乎到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更直接影响官员们的仕途和命运。到了晚期，又诞生了独特的“夺情”文化，为古代政治打上了独特的印记。丁忧制度如何形成？丁忧制度，对封建社会产生怎样的历史影响呢？

一、丁忧的沿革：由“习俗”变为“法律”

丁忧，又称“丁艰”，是古代遭逢父母之丧的统称，其诞生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根据《礼记》曰：“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可见，从周朝时期，倘若父母去世，子女要为父母守丧三年，因此诞生了守孝三年习俗。又因为《礼记》中已经有了“三年忧，恩之杀也”的说法，因此当时已经提出了“忧”的说法。根据《尔雅》中的解释，“丁”字为“遭遇、遭逢”的意思，因此，才有了“丁忧”一词。

虽然周朝时就有了丁忧，但仅仅是一个习俗。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思想提倡“忠孝”，《孟子》曰：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足以当大事。”

儒家思想把丧礼的高度大大提高，汉朝建立后，主张“以孝治天下”，因此，汉朝以后，更加注重丁忧，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凡是丁忧期间，子女不得婚娶，不得娱乐，不得生育，不得远游。如果是官员（主要指文官）遭遇丁忧，需要解职回乡守制。因此，丁忧制度从汉朝以前的习俗，变成了汉朝以后的法律，凡是违背丁忧规定的人，都会遭到惩处。唐朝的法律记录较为健全，例如《唐律疏议》记载：

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

也就是说，隐瞒父母的丧事，不举哀的人，要被流放两千里。三年丁忧时间没到，提前结束的，要被判处三年徒刑。

关于“丁忧”，有以下几个误区，需要特别说明：

第一，所谓的守孝“三年”，实际上是指27个月，也就是说两年零三个月。

第二，一般来说，并不一定是亲生父母的去世才要丁忧。包括养父母，继父母的去世，都要丁忧。而且，庶子要为嫡母丁忧，嫡子不必为庶母丁忧。当然，在明清时期，也有特殊情况。例如，明朝洪武七年，朱元璋的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等皇子服丧，命嫡子朱橚为孙贵妃服三年。实际上，孙贵妃并不是皇后，而是皇子们的庶母。

第三，丁忧一般由儿子来完成，女儿、女婿，以及孙辈和重孙辈都可以不必丁忧。但也要避免娱乐活动和生子嫁娶等。也有例外，如果儿子已经去世，则孙子必须丁忧。如果孙子也不在了，则由重孙丁忧。也就是说为的“承重”，意思是“承担丧祭与宗庙的重任”。但丁忧“不出三代”，从重孙以后，就可以不必丁忧。

第四，丁忧也有分类。若是父系亲属去世，称为“丁外艰”，如父亲、祖父、曾祖父去世。若是母系亲属去世，称为“丁内艰”，例如母亲、祖母、曾祖母去世。

在古代，丁忧期间的官员，需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回家守孝，这和古代官员的仕途和命运有着很大关系。因为涉及到官员的利益，因此，丁忧期间也有诸多“不孝”的行为，下面具体来详解。

二、丁忧期间的“不孝”行为

中国古代社会，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由于对权力、官职的贪婪和追逐，尤其对于那些官运亨通、仕途正隆的官员，丁忧会让他失去现有的职位，三年孝期归来，他原来的职位早已被别人占领，而自己只能被“另作安排”，这就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古代官员在丁忧期间的不孝行为，史书不绝。主要可归纳为六种：

• 1.匿丧不举

《礼记》曰：“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再大的官，遇到父母丧事，都要远离官场。因此，古代部分官员为了不失去手中的权力，会隐瞒父母的丧事，由于古代通讯并不发达，朝廷也不好一一核实。因此，“匿丧不举”的事件，屡屡发生。这种隐瞒父母死讯的方法，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这位官员的道德缺失，是“不忠不孝”之人，将彻底无法翻身。例如，据《旧五代史》记载：

滑州掌书记孟升匿母服，大理寺断处流，特敕孟升赐自尽。

在五代时期，滑州有一名叫孟升的官员，隐瞒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最后事发，被赐自尽，后来又被改判死刑。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唐律疏议》卷25中特别规定：

父母之丧，解官居服，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

这种法律被历代所沿袭，但匿丧不举者，屡禁不止。

• 2.忘哀作乐

丁忧期间，不得娶亲，不得行房事，不得娱乐，不得远游。但有些人禁不住诱惑，在丁忧期间偷偷作乐。例如《新唐书·皇甫镈传》记载：

皇甫镈擢制科，为监察御史，居丧游处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

同样《续资治通鉴长篇》记载：

工部侍郎毋守素免、坐居父昭裔丧纳妾……

这两个例子，分别是在丁忧期间远游和纳妾，最后都因“大不孝”受到惩处，基本上政治前途从此断送。

• 3.未满释服求仕

古代丁忧的时间是27个月，前25个月被称为正丧，是不可以过问仕途的。后面两个月期间，官员们可以正式向吏部打报告，说自己的丁忧即将结束，让吏部提前安排。等丁忧一结束，就可以上任了。但总有一些贪婪之徒，比如还没过25个月，就出现一个好的职位，于是迫不及待的托关系谋求或上任。这就是“未满释服求仕”。

• 4.居丧嫁娶、居丧生子

在居丧期间，是禁止娶媳嫁女的。例如《大清律》规定：

凡居父母及夫丧而身嫁娶者，杖一百。

这里不允许嫁娶，是指守丧者本人，以及他的儿女都不允许有婚嫁的情况。不仅不允许娶妻嫁女，连纳妾、或者把女儿送给别人做妾也不可以。古代有许多婚事因为某一方需要丁忧而被推迟。在民间，如果是嫁女儿，为了避免男方等不起，在丁忧1年后，可以嫁女。

居丧期间不允许生子，这个需要重点说明一下，若在丁忧之前，已经怀孕的孕妇，尤其是大月份的，是可以生的。但是，古代有许多官员喜欢标榜自己，也有强制让自己的妻妾流产，或孩子出生后，对外隐瞒。例如《后汉书·陈蕃传》中，说有一个叫赵宣的人，在丁忧期间生了5个儿子，但他对外隐瞒了此事，最后身败名裂。

• 5.居丧分家、居丧应试

如果家中有兄弟多人，在父母去世，丁忧期间，是不允许分家的。在丁忧期间，考生不允许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例如童试、乡试等。

• 6.其他“不孝”行为

丁忧期间，吃荤，饮宴都是不孝行为。因为不允许参加饮宴，所以对于其他人送来的红白请柬，都可以拒绝。清朝时期剃头，也是丁忧期间的不孝行为。

三、丁忧制度对官员仕途的影响

丁忧制度在古代官场是个特殊的存在，因此他对官员的仕途影响很大。例如，上文分析的六种丁忧期间的“不孝”行为，一经查实，几乎很难翻身。若在丁忧期间表现突出，也会有特殊嘉奖。例如，明朝官员权谨，因为丁忧期间表现突出，又加上其他特殊天象帮助，被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明史》：

母年九十终，庐墓三年，致泉湧兔驯之异。有司以闻，仁宗命驰驿赴阙，出其事状，令侍臣朗诵大廷，以示百僚，即拜文华殿大学士。

​实际上，只要官员在丁忧期间坚守忠孝原则，除去主观原因响，丁忧对官员仕途的影响也很大。丁忧被解职三年，绝大多数官员在丁忧之后很难再回到原来的职位。这实际上有利于封建社会官吏在岗位上的流动。等三年丁忧之后，再次为官，大多还能找到和原来大致相当的职位。例如，《新唐书·吴兢传》：

自陈修史有绪……有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以父丧解，宰相张悦用赵冬曦代之。终丧，为太子左庶子。

吴兢在丁忧前担任谏议大夫，丁忧后担任太子左庶子，两个官职均为四品，差别不大。

但是，也有特殊情况，例如，唐朝诗人元稹，在丁忧前时运不济，仅仅担任河南县尉（八品），丁忧后突然时来运转，担任监察御史（六品）。

但和元稹齐名的大诗人白居易，就比较倒霉。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

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贬为江表刺史。

白居易的母亲去世，白居易辞官丁忧，因为他的母亲当年是为了看花，导致坠井而死，白居易丁忧期间并无“不孝”的举动。但因为他作了两首诗，一首是《赏花》，一首是《新井》，有人弹劾他，说他不顾母亲因“花”和“井”而死，犯了母亲忌讳，因此惨遭贬官。白居易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因为他属于被政敌迫害。

因此可以总结，丁忧前后，官员的官职实际上大多都是和之前相当，也有元稹这样的幸运儿，更有白居易这样的倒霉蛋。正是因为丁忧对仕途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很多人才不得不在丁忧期间谨言慎行，在遵守道德底线的同时，还不能被政敌抓住任何把柄。同时，在丁忧快结束时，还要走动关系，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元稹这样的幸运儿。

四、丁忧的特殊产物：夺情制度

从汉朝以来，因为官员丁忧，“孝”和“忠”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比如，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官员突然丁忧，临阵换人，会造成诸多不便。但如果不丁忧，官员就会面临“不孝”的指责。如果丁忧，又会面临“不忠”的可能。于是，就诞生了一种允许在特殊情况下不丁忧的制度——夺情。

夺情，又称“夺哀”，指对于重要岗位的官员，在其父母去世后，不允许他辞官三年，而是让他继续留任，或素服办公。或者是官员正在丁忧，还没满三年，但朝廷有要事，提前启用这名官员。

什么情况下才能夺情，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由皇帝决定或礼部商议。汉朝时期，汉文帝的重臣晁错的父亲去世，10天后就被起复，这是较早的夺情记录。后来，例如唐朝名相房玄龄、宋朝名臣寇准、明朝改革家张居正，都曾是被“夺情”的大臣。以张居正为例：

明朝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当时张居正官居内阁首辅，举足轻重。一方面万历皇帝离不开张居正，另一方面，张居正身居高位，首辅只有一个，他也不愿意离开权力中心。因此，万历下旨，让张居正“夺情”。但很多人以张居正贪恋权力为由，弹劾他不忠不孝，最终酿成了一场政治危机，闻名于史书。

从朝廷用人角度来说，夺情制度的出现，是合理的，但因为这件事情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也难免被钻营的官员利用。夺情本是缓解丁忧时忠孝矛盾的一种方式，但发展到了最后，却成为官场斗争、捞取政治利益的一种工具，违背了最初的本意。因此，夺情成了丁忧中最最特殊的存在。

五、总结：丁忧制度的历史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孝”文化，自汉朝以来，更是提倡“以孝治天下”，丁忧制度历史悠久，他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后世产生深远印象，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文化上，古代丁忧，是“孝”文化的一种体现，在儒学诞生之后，特别是在汉朝之后，丁忧制度对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三年的时间，是否对整个社会有利，这是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第二，在政治上，丁忧制度在缩短古代官员任期，促进官员更新迭代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因为封建社会官场的本位主义思想，在丁忧期间，也有诸多钻营之人，因丁忧不慎，身败名裂。因此，丁忧制度，对古代的政治、官员个体的仕途影响极大。

第三，发展沿革上，丁忧制度在历朝历代不断发展中，逐渐被朝堂争斗所利用，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这暴露了他的局限性，甚至造成“孝德”的扭曲，这是极度不可取之处。

总体来说，丁忧制度在我国历史上传承两千余年，历史影响深远。我们了解丁忧制度，意在继续弘扬它的孝文化和积极精神，但也要摒弃它的不足之处。

2、古代官场总结，不学无术之徒为何不敢觊觎翰林院

旧时的翰林学士，从学问的角度来说，就如今天的两院院士吧？

我发现，古代官场，在制度溃坏、风气败坏的时候，卖官鬻爵的事情很常见，市侩小人只要有钱，也是可以买个官儿当当的。然而，自翰林院被列为国家学术机构、储才机构之后，要说有一个不学无术之徒，通过请人捉刀、砸钱行贿的方式进入翰林院，那还真闻所未闻，至少极其罕见。

著名相声艺人刘宝瑞创作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倒是讲到一个市井文盲阴差阳错混入翰林院的荒唐故事——

话说明朝天启年间，山东临清有个纨绔子弟，叫做张好古，此人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却因为听信算命先生的胡话，以为自己“可做国家栋梁之材”，便带足了金子，骑着高头大马赴京赶考。

到了京城，已是半夜，张好古不小心撞着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问他：“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闯什么丧啊？”

我不敢说历代那么多翰林学士中没有滥竽充数之辈，但可以肯定地说，能够进入翰林院（学士院）的，基本上都是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优秀学子，其中不乏当时最顶尖的饱学之士，像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王安石，明代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学问大家，皆是翰林学士出身。

事实上，翰林学士主草诏、修史、经筵侍讲、编订典籍、充皇帝顾问，没有真才实学之人，哪里混得下去？一个不学无术的土包子，想拿大钱砸开翰林院的大门，放在古代，真的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有人说，那是因为古代的翰林院是个清水衙门，掏大本钱捞了个翰林学士的头衔，又不能用来申请大笔课题经费，得不偿失，不合经济人理性，所以古人才不会想到以行贿进入翰林院。

这是历史白痴才会讲出来的大笑话。自宋之后，翰林院（学士院）作为国家储才机构，一直就是清要之所，一旦有幸成为翰林学士，不但地位清贵，而且意味着前途无量，明代时更有“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如果翰林学士能够用钱购买，保准有无数人在翰林院门外排起了长队。

那么，为什么古时的土豪、白丁不敢对翰林学士的诱人头衔生出非分的觊觎之念呢？我觉得原因有两个：

第一，学问不像女子的乳沟，挤挤就能有；而是像孕妇的肚子，只要里面有货，迟早都要显露出来。也就是说，学问这东西，非常不容易滥竽充数，靠造假和行贿进翰林院，即便一时蒙混过关，露馅也是早晚的事。

第二，古代官场监察机制就算再败坏，但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上的羞耻心还是有的，一个翰林学士若被发现原来是白丁，之前的学问是冒充的，学术成果是请别人捉刀的，那即使制度上不会对他进行惩罚，这个冒牌货也必然脸面丢尽，被士大夫群体笑话，连走路都抬不起头。

这是一种无形的学术风气，可以对所有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们构成强大的压力，使他们不敢生出非分之念。有这种风气在，不管翰林学士的选拔是以考试的形式，还是以投票的形式，都可以将张好古们拒之门外。假如张好古们也敢来觊觎翰林院了，不怕露馅，不用担心会被取笑，那只能说，整个学风都溃烂了。

来源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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