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房宁城）

#聚焦2023环球时报年会#【房宁：俄乌冲突，加剧集团政治对抗】#房宁称俄乌冲突加剧集团政治对抗#12月17日上午，在以“二十大之后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环球时报2023年会中，专家就“中美共处：新模式要磨合多久？”的议题展开精彩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在发言中表示，俄乌冲突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把大的集团政治问题带回来了，而且更加突出了”。在这个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北约为一方，另外一方就是挑战或者不赞同他们秩序的一方。虽然俄罗斯是在和乌克兰、北约冲突，但是实际上，美西方把俄罗斯和中国列在了一条战线上。房宁举例说，俄乌冲突爆发后，在一次中美专家沟通的场合，一位美国智库学者在发言中非常不客气，他实际上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看作一起的。

房宁说，俄乌冲突对中国最突出的影响，就是对中国统一事业的影响。正因为俄乌冲突是1991年以来最大的国际事件，因此，全世界都在思考这件事的影响，美国在想，北约在想，欧洲在想，亚洲也在想。显然，俄乌冲突给统一台湾事业增加了变数，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最早做出了反应，而且反应很大。实际上现在台海周边，不光是日本，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各方都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都在选择立场，甚至采取行动。

至于俄乌冲突到底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房宁说，这件事情关键要看结果，如果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它的目的，或者说所谓的“战胜”，可以认为是对美国霸权的一个挑战。但如果俄罗斯败了，俄乌冲突按照西方预期的目标去发展的话，那么俄乌冲突就会巩固、加强美国的霸权，这会对整个世界或者对未来的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纵横房宁: 揭开神秘古巴的“两个世界”】

【导读】自G20峰会与APEC会议之后，中国迎来又一轮主场外交高峰，古巴、老挝、蒙古国等国元首将密集访华。作为西半球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与中国建交62年来，开展了大量合作。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人而言，古巴仍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曾率团实地走访古巴，文化纵横新媒体近期采访房宁研究员，为我们揭开一个“美丽岛上的新世界”的面纱。

房宁认为，古巴社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一，它是一个没有通过工业化而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古巴的经济支柱是旅游、贸易和服务。其二，古巴是一个分化社会，形成了“土披阶层”与“红披阶层”两大群体，后者占据社会的20%。追溯其原因，古巴经济社会的特殊性，首先源于美国对其长期封锁，其次计划经济也已无法满足古巴社会的发展需要。自2018年以来，古巴开启改革进程，政治上通过制度化的方法重新配置权力，经济上一方面允许个体私营经济，一方面推行价格双轨制。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更有古巴学者指出，古巴改革需要自己的“邓小平”。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古巴如何处理美古关系，如何处理中古关系，如何更好推动社会主义发展，这是摆在古巴执政党面前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而以上问题，也让社会各界对古巴元首的访华之旅抱有更多期待。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对房宁研究员的专访，原题为《古巴：美丽岛上的两个世界》。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房宁：怎么看透中国政治的真实逻辑？ | 文化纵横

中国是如何在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摆脱多数后发国家的宿命脱颖而出的？这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成功，也是与中国政治发展新探索与新经验密不可分。如何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有哪些内在逻辑决定了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与地区？作者指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中国实践探索的产物，“三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特征。“三统一”回应了中国在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流动、财富增加、关系与身份变化等新的时代课题和新的社会诉求。中国道路蕴含着两个核心要素：第一，通过接受教育以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创造性劳动，而非政治性操作来实现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实现社会成员的个人价值；第二，保持单一权力中心，避免分配性激励，实现国家的战略性发展。

房宁：怎么看透中国政治的真实逻辑？| 文化纵横

昨晚苦读《胡锡进论复杂中国》。这本书是由胡锡进主笔。环球时报总编辑如是说！白岩松，罗援，卢新宁，房宁强力推荐。确实是一本好书。

但是说实话，到底有多复杂？我不认为有多复杂呀。其实本身就不复杂。全是人为的，搞得那么复杂。

就像薇娅偷税漏税事件一样，经过大数据分析研判，存在偷税漏税的可能，一调查事实确凿，那怎么办呢？该补的补，该罚的罚。不拖泥带水，依法行事呗！其实人家薇娅也有很多荣誉的，也做了很多好事儿的！但是这是两码事儿啊！你说复杂吗？不复杂呀，一点也不复杂，一码归一码，清晰的很呢！

司马南把联想的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讲的也很透彻了。无非就2点嘛。1、涉嫌国有资产流失。2、贪污腐败。老头口干舌燥的，嚷嚷了也快一个月了。不管从哪一点来说也不是小事儿。其实说到底你说能有多复杂？

有一首歌是这么唱来着：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农村路也滑，关系更复杂！

我参加过多次欧美日韩邀请的考察访问，不只是公知，左中右的学者都有，还有政府官员、官媒记者、体制内的专业技术人员等。

比如2012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考察总统选举，同组就有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教授，厅局级干部，体制的坚定捍卫者。他随行的外事秘书也由美方赞助。

胡锡进同志也接受过外国的邀请，所以他这次在日本邀请考察事件上，骑在墙头，两边都说。还有一次，他自己组团出访，公款旅游消费，被单位警告处分，被中纪委通报。还是花外国的钱好啊。

“我为什么要和德国朋友论辩中国社会主义3.0?” | 文化纵横

二十世纪末的世界社会主义危机之后，西方话语中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陷入困境。出于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乃至否定，社会主义话题撤离出生产领域，局限在分配领域。人类社会关于理想性社会政治实践和人类文明走向的思考，陷入某种令人失望的停滞状态中。与此同时，西方理论界关于中国的争论也陷入某种认知困境之中。对于西方社会主义者而言，中国的实践也不同于他们观念中的社会主义概念，反而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VS“市场经济”划分和意识形态叙事，成为西方社会中国观的主流。今天，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如何评价和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和实践，不仅成为包括西方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全球思想者和实践者重新理解世界秩序变迁、重新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成为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大变局时代深刻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探寻中国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共生互动的关键性思想命题。

为此，《文化纵横》杂志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处合作出版德文版《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Sozialismusdebatte chinesischer Prägung） ，并在德国发行。该书收录十篇《文化纵横》创刊十余年来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现实问题和未来道路的代表性文章，汇集李陀、曹锦清、汪晖、房宁、强世功、韩少功、黄纪苏、张志强等著名学者的理论思考。这一系列文章，直面实践难题和理论困境，不同于修辞意义上的话语讨论，对中国实践经验作了客观评析。这样真诚性的问题讨论，对于国外理论界、思想界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和吸引力，不仅展示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也体现其对全球问题的持续思考。2022年3月30日，《文化纵横》杂志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处面向德国读者举办《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新书线上发布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处首席代表Jan Turowski与《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杨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等话题，开展思想对谈。值此“七一”建党节之际，特发布该发布会对谈纪要。

#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杨帆回忆录： 祝贺国产大飞机 c919 试飞成功

--------纪念《经济学非主流派》为大飞机奋斗30年

1998年左右，我参加了张木生高粱主持的《产业论坛》，高粱说他正在支持“运十”，介绍我去上海飞机制造公司。

1978年“运十”下马是纠正四人帮的副产品，1998年“麦道”下马，中国被美国坑了，中国航空制造业遭受前所未有打击，没了飞机订单，只能给“波音”配尾巴。为维持队伍不散只好造民品：上飞从彩电冰箱洗衣机到垃圾桶一应俱全；西飞则搞起了豪华客车。西飞旁边一个试飞机场有许多高科技，美欧用百倍工资来挖人才，你不让走，他就不好好干。机场要求重返军队编制，强制性制止人才外流。

我许多文章和讲演说： 让航空工业下海是“逼良为娼”，也挤占民营企业市场。我们应自主研发大飞机，让民营企业配件，造不了的零件仍需进口，不排斥对外开放。

2000年前后作为“WTO专家”，我在全国讲课。有一次在北戴河给北京军区150个大校级干部讲WTO , 我支持加入WTO,但同时提出“开放要注意安全”，要提高军费，受到解放军的欢迎。

回程路上一位少将告诉我，电子雷达俄罗斯不卖给我们，现在我们的领导去以色列买。我说以色列不会卖。他说：我们多给钱呗，犹太人不就是要赚钱吗？ 我说：你那是二战前的概念。被杀600万以后，犹太人好战了，建国了，以色列天天打仗啊。

还是我说对了。5年以后美国对以色列说；你如果卖电子雷达给中国，我在中东就不支持你，你可自由选择。 当时我感觉美国够缺德的， 你早5年说，中国早点放弃幻想，自己干了。

我们少数经济学家，从25年前就支持大飞机事业，并发展为对外开放下的国家安全论。

2000年我主编《跨世纪丛书》（石油出版社谢书森策划，共10本），有高粱的《挺起中国的脊梁》，主张发展战略产业。

2000年我在《世纪大讲堂》讲演：《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政策选择》，从经济学原理论证中国要独立发展战略产业。 20年后我重新录制了这段讲演，分五段在新浪博客（杨帆教授）上刊出，这光盘很宝贵，有20年前的样子，当时多年轻啊。

现在发展战略产业已成国家战略，全民共识，主张长期搞静态比较优势“以裤子换飞机”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纷纷转向； 网络舆论沸沸扬扬，我们反而无话可说，只能写点回忆录，告诉他们“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要搞 “左派历史虚无主义”，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老人，30年来经历过多么艰苦的斗争。

1995年，我和胡鞍钢在经济学界最早分别提出“增加军费”，许多军事院校请我讲课。当时上边说：“军队要忍耐”，我们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

1998年我和胡鞍钢，朱宁共同主编《大国战略》； 2000年我提出“对外开放下的国家安全”，2005年左右张文木提出“经济安全边界”， 国防大学教授朱国林介绍我参加巴忠倓和糜振玉将军主持的“国家安全论坛”，我多次鼓吹经济安全受到欢迎。

此期间还有王小东房宁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张小波宋强乔边的《中国可以说不》。90年代在自由派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战略与管理》杂志起到重大作用，刊登我的《权力资本化》，刘力群的国家产业论，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我们虽不能制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但终究使他们未能垄断学界，舆论和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书记于祖尧要我写个建议，他递给人大吴委员长。我找左大培韩德强联名，没几天航空一集团政治部找我们三人分别谈话，问我们有没有后台？我说后台就是13 亿中国人民。他们解释说大飞机没搞出来是决策多变，如长期稳定，什么飞机也可造出来。20多年以来军机极大进步了，但大型喷气式民航客机一直没成功。他们告诉我：但是的领导人明确不支持自己搞国产大飞机，勉强批准25亿，搞 50个座的支线飞机。

后来是著名科学家王大衍，百岁去世是，给领导写了信，终于感动了领导，批钱搞大飞机。争型号又是好几年，最后确定

C 919，只有150个座位，已算不上大型飞机了。经过十几年试制，昨天终于听到试飞成功的消息，兴奋之余，还是焦虑：许多零部件还是进口的，我们不能和西方把关系彻底搞翻了。

我综合了工业经济研究所赵英的《超级产业论》， 民间学者高粱的《战略产业论》，概括为《战略产业论》，国防科工委信息中心赞成，后来政府采取了“新兴战略产业”的提法，最终回避了：自主创新是国家主导，还是企业主导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批判“闭关锁国”一直是理论主流，政策是“以市场换技术，开放创新”，即使承认“自主创新”，也强调以企业为主体，而我们强调国家主导，处于“非主流”。

【相信确定性！主流汽车国际论坛开启产业新思维】全球疫情远未结束，全球化的脚步也没有停止；汽车产业没有一蹶不振，变革和创新的浪潮依然汹涌；送走了难忘又难熬的2020年，2021年的全球汽车产业，有多少确定性可以相信，又有多少不确定性可以化解？ 

2021年4月18日下午，2021主流汽车国际论坛上海虹桥康得思酒店盛大举行，并由此拉开今年上海国际车展的大幕。论坛以“相信确定性”为主题，中国国际贸促会汽车分会会长王侠、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北京代表处代表佐佐木 玄、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副总裁张琳、长安汽车总裁/党委副书记王俊、北汽集团总经理助理陈宏良、恒大汽车总裁刘永灼、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中国（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高级专员张杰、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陈玉东、岚图汽车CBO雷新、东风雪铁龙总经理毛创新、小鹏汽车副总裁李鹏程、东风小康执行董事刘昌东、广汽本田总经理室主任杨松玲等众多业内大咖围绕后疫情时代汽车产业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展开了热烈讨论。

王侠：强调五大确定性

在论坛开场的致辞环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王侠表示，全球疫情反反复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起起落落，汽车产业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但还有一些事情正在变得更加确定。其中，最大的确定性在于，中国的开放不会停止，经济向好的趋势依然明显；第二，即使疫情结束，车市也很难重现往日的高增长；第三，产能过剩必将加剧竞争和淘汰；第四点，新能源汽车不会是短暂的风口；最后，很多基本的商业逻辑，例如用户思维，一直没有改变。

“与其活在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中，不如沉下心来，把确定的问题想明白，把确定的事情先做好。”王侠强调。

许宁宁：抓住RCEP难得机遇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30周年，双方合作正呈现出更稳定、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相信也会惠及双方汽车行业。今年大一季度，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同比增长26%，10个国家中有9个实现两位数增长。为此，许宁宁建议，汽车与相关行业应借助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关系、借助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紧密联系、借助RCEP带来的开放的市场机遇，进一步积极对接、借势取力。

张琳：中德两国汽车产业早已密不可分

在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副总裁张琳看来，经过几十年的合资合作，中德两国汽车产业早已密不可分。近两年，中德合作继续加速，不仅德国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也不断加大在华产业布局，宁德时代、华为、蔚来等中国企业积极出海，前不久中德双方领导人还就“碳中和”背景下如何加强中欧合作举行了会谈。“疫情当前、国际政治复杂的背景下，中德双方良好的合作局面显得难能可贵。中德双方将携手同心，共同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复苏。”张琳称。

论坛最后，《汽车观察》杂志社长、总编辑刘小勇总结道：“每一个人面临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许都不一样，有效的研讨和相互沟通有助于将各自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主流汽车国际论坛正是这样一个有效沟通的平台，希望大家能够从不确定的焦虑中解放出来。”

来自海内外汽车行业机构、国际交流合作组织、主流车企及经济界、科技界、法律界的近两百位专家代表、意见领袖和媒体代表参加了大会，搜狐汽车、懂车帝、汽车产经网、爱奇艺汽车、百家号、百度营销、牛车网、车友头条、汽车焦点、三人行汽车网、华声汽车全媒体、汽车与世界等平台进行了直播和全程报道。

#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

航空制造业经过挫折，终于走上正轨

1978年“运十”下马，1998年“麦道”下马，航空制造业遭受前所未有打击，没了飞机订单，只能给“波音”配尾巴。为维持队伍不散造民品：上海飞机制造厂从彩电冰箱洗衣机到垃圾桶一应俱全； 西飞搞豪华客车。旁边一个试飞机场有许多高科技，美欧用百倍工资来挖人才，你不让走，他就不好好干。机场要求重返军队编制，强制制止人才外流。

我30年前写文章：航空工业下海是“逼良为娼”，也挤占民营企业市场。我们应自主研发大飞机，让民营企业配件，造不了的零件仍需进口，不排斥对外开放。

2000年前后作为“WTO专家”，我在全国讲课包括军事院校，我赞成加入WTO ，同时讲“开放要注意安全”，要提高军费，自造大飞机，受到热烈欢迎。 他们告诉我，电子雷达俄罗斯不卖给我们，现在去以色列买。我说以色列不会卖。他说：我们多给钱呗，犹太人不就是要赚钱吗？ 我说：你那是二战前的概念。被杀600万以后，犹太人好战了，建国了，以色列天天打仗啊。

还是我说对了。五年以后美国对以色列说；你如果卖电子雷达给中国，我在中东就不支持你，你可自由选择。 当时我感觉美国够缺德的， 你早五年说啊，中国就早点放弃幻想，自己干了。

我20年来一直支持大飞机事业，并发展为对外开放下的国家安全理论。2000年我主编《跨世纪丛书》（石油出版社谢书森策划，共10本），2000年我在《世纪大讲堂》讲演：《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政策选择》，从经济学原理论证中国要独立发展战略产业。

现发展战略产业已成国家战略，全民共识，主张长期搞静态比较优势“以裤子换飞机”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纷纷转向； 网络舆论沸沸扬扬，我反而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他们“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要搞 “左派历史虚无主义”，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老人，在30年前经历过多么艰苦的斗争。

1995年，我和胡鞍钢在经济学界最早分别提出“增加军费”，许多军事院校请我讲课。1998年我和胡鞍钢，朱宁共同主编《大国战略》； 2000年我提出“对外开放下的国家安全”，2005年左右张文木提出“经济安全边界”， 国防大学教授朱国林介绍我参加巴忠倓和糜振玉将军主持的“国家安全论坛”，我多次鼓吹经济安全受到欢迎。

此期间还有王小东房宁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张小波宋强乔边的《中国可以说不》。90年代在自由派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战略与管理》杂志起到重大作用，刊登我的《权力资本化》，刘力群的国家产业论，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我们虽不能制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但终究使他们未能垄断学界，舆论和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书记于祖尧要我写个建议，他递给人大委员长。我找左大培韩德强联名，没几天航空一集团政治部找我们三人分别谈话，问我们有没有后台？我说后台就是13 亿中国人民。他们解释说大飞机没搞出来是决策多变，如长期稳定，什么飞机也可造出来。20多年以来军机极大进步，但大型喷气式民航客机一直没成功， C919只有150个座位，已算不上大型，还在试飞。

    我到处宣传《战略产业论》， 注明是综合工经所赵英《超级产业论》， 民间学者高粱的《战略产业论》。国防科工委信息中心赞成，后来国家采取了“新兴战略产业”的提法。

改革开放以来批判“闭关锁国”一直是理论主流，政策是“以市场换技术，开放创新”，即使承认“自主创新”，也强调以企业为主体，而我们强调国家主导，处于“非主流”。 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战略明确了，2018年特朗普对华为下手，中国科技界才真正统一认识，独立发展高科技。当年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华丽转身，继续掌权当主流，他们永远是主流，这也很有意思。我1994年就自我定位于“非主流”，算是有自知之明。

2004年我组织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50多家媒体出席，我邀请左大培，杨斌，韩德强发言。苏铁山的父亲是三五九旅副旅长苏进，目睹我们的奋斗，几次称赞我“战斗力强”。

会后社会性大辩论形成气候，是我们最早利用了网络，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封锁。我请左大培联合10位研究马克思的学者，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发了一整版，维护国有企业；我又找王小东，高粱去《乌有之乡》对话两次，以扩大影响。我策划这样关系重大，“以弱胜强”的理论斗争，能取胜是自觉坚持两点：一是以退为进，站稳“太极位”，后发制人；二是团结大多数特别是中间派。

2004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副主编毛增余（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的博士）主编《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话》，我组织了左大培，杨斌，卢周来，韩德强，“非主流”的提法是国防大学卢周来于2000年最早提出的。

2011年我主编《非主流经济学家文选》（中国经济出版社），21篇文章，作者是杨帆，卢周来，许健康，陈甬军，左大培，韩德强，杨斌。书里收录了王小东的两篇论文，强调中国制造业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