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口号，五四运动的口号是什么（“五四”前后的思想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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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汎森：“五四”前后的思想嬗变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吴鑫 实习生 聂丽平

怀海德在《历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中提出，世界是由有机体所构成的，会往前不停地发展、变化，这种发展的过程是宇宙的常态。王汎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也像一个有机体，它并不会按照最初的理想按部就班地发展，也处于变化与进展之中。过往的研究与讨论更注重它的缘起，但在缘起之外，它的发展过程也同样重要。

5月27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的逸夫楼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章开沅学术讲座”上，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以“五四前后的思想流派”为主题进行了演讲。他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固然重要，但过程本身也十分重要，值得观察。

正如他四月刊于《二十一世纪》的一篇文章《探索五四历史的两条线索》所写的那样，五四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在两个稳定点之间方向性的发展；另一条线索则是形形色色的、模糊的、顿挫不定的力量转移，许多“半信者”借此加入成为大合奏的一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严格说起来，其实先开始是新文化运动，接着才是五四运动，所以一般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像台风的时候，本来只有一个台风眼，后来又加入一个，变成所谓的共伴效应。”

谈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得不提及它的若干阶段与重大事件。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陈独秀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将《新青年》的总部搬至北京。一般认为，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刊登了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此后又刊出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观点更为激进。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使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出现了新的发展。

1918年12月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巨大，使众多爱国青年警觉到政治上的巨大危险，从而触发了学生的集结与运动，因此，在1918年底到1919年初，各种要求社会改造的社团出现。

王汎森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年: 2018-3。

其中，无政府主义派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风潮。王汎森指出，无政府主义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于东京的刘师培等人，一个来自于巴黎，诸如蔡元培等骨干。蔡元培的思想并不局限于国家和民族，而主张一种类似于“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学术思想，在晚清求强、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盛行的氛围下，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却有着不同的面貌。

在当时，影响很大的社团是国故社。国故社由刘师培、张煊等人创办，并以《国故》月刊为主要阵地。王汎森讲道，刘师培曾经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严厉批判传统，但后期他重回保守主义。国故社完全背离新文化的新潮，坚守旧传统旧文化，《国故》月刊的文章均主张最严格的考据学，考据与现实最不立即相关的东西。

新潮社则是除了《新青年》编辑群外最重要的新文化运动群体，它的阵地《新潮》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刊物之一。新潮社的社员最初有30多人，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二十几位都去往西方留学。“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它的立场就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学问和思想不如别人，我们要迎头赶上，所以二十年不谈政治。”

国民社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国民》杂志的创办人跟领导者很多都成为早期共产党的参与者与组织者。《国民》杂志主张对抗外来强权，重视政治与平民，是一份爱国主义的刊物。另一个主要的学生社团平民教育讲演团，由邓中夏等人发起，他们认为，一切问题均在于老百姓太落后，所以要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到北京附近去教育老百姓什么叫国家、什么叫社会、什么叫政治。此外，学生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带有微型乌托邦的意味，主张既要向西方学习，出国读书，也要自食其力，因此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勤工俭学。

这些新文化运动的社团，主张各异，但在五四运动时，“像麻花一样卷在一起”，好像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联盟。

1919年5月巴黎和会的失败，直接触发了“五四”游行，喊出了“内除国贼，外争强权”的口号。王汎森提到，事实上，从《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开始，“内除国贼，外争强权”便已露出苗头，很多人认为，当时的北洋政府里有一群国贼秘密地要断送国家的利权。

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北洋政府不敢在合约上签字，学生取得很大的胜利。这给许多人尤其是当时的政治人物带来新的启示。王汎森指出，此前，政治人物均认为政治革命要靠武力，但在五四之后，大家发现，学生居然有很大的力量，能使北洋政府妥协，思想、青年、舆论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各种刊物和出版机关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五四后各种刊物多达400本。国民党内部和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改变。

五四运动中的北洋大学游行队伍。

王汎森讲到，《青年杂志》的创刊等文化事件是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相对应的，都是为了对抗一个政治事件而开始。譬如对抗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大部分文化事件与政治事件之间存在辩证与对话关系，不能单以文化来理解。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最初的哲学、文化、思想的运动，逐渐增加了更多的政治与社会元素，尤其是1912年《新青年》七卷一号以后，它的性质更为政治化。陈独秀曾说过，只要让他办几年的报纸，气氛就会改变，他很早便认为，政治不能只靠武力和选举，要靠文化。而胡适在留学后期也改变了以往靠炮舰改变政治的想法，认为政治不能靠英雄与武力，要靠普通百姓与文化。

王汎森认为，在1917年之前，胡适与陈独秀隐隐地在这些观念上已经“慢慢合拍”，李大钊也有这个倾向，这群人好像达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即文化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武力、选举政治理论都是次要的。王汎森说，“用现代的术语讲，background culture最重要。”背景文化没有彻底改变之前，上层领导的更迭并不会真正改变社会，“我们最重要的是改变背景文化，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取代旧的文化，所以是新文化运动。”

五四后的论战与思想流派

王汎森指出，新文化运动注重文学、文化、思想多过社会，而五四运动的口号是社会的、政治的，认为政治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结合在一起，是形成了共伴效应的台风。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连续的，但对许多人而言，它们也有互相矛盾之处：一是“启蒙”的，一是“救亡”的；一是“提高”的，一是“普及”的。这些矛盾逐渐放大，在1919年，新的主张逐渐盖过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或形成共存的两翼。

1919年，受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一篇介绍日本新村的文章之影响，全国各地兴起了各类新村。这些新村大部分主张彻底公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里面的参与者常常结成小团体，或者因没有经济来源而幻灭。

社会改造的声音也越来越强，马克思主义兴起。大家逐渐主张，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应优先，新文化运动主张的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解决是次要的。

此外，王汎森认为，五四之后的几个发展值得注意。

一个是整理国故运动。1919年5月，《新潮》杂志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12月，胡适提出新思潮运动，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文化运动原本主张批判传统，而整理国故运动主张以新的方法重新读传统，尤其是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中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整理国故成为主流，这引发了几场重要论战。一个是 1922年开始的疑古运动。七大册《古史辨》的出版极大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历史的看法，是“一场晴天霹雳”。另外，还有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和旧小说的研究。傅斯年曾经在一封给胡适的长信上讲，胡适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大纲，在他看来都不是开创性的；但胡适关于旧小说的整理，是开创性的。王汎森认为，如果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新的视野，认为历史上平民的东西有无上的价值的话，也不会兴起对旧小说的研究。对通俗小说的研究亦复如此，是因为平民教育讲演团等打破了阶级，逐渐兴起了重视平民的态度。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 2017-6。

1919年7月，出现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新文化运动时，实验主义主张文学、思想、哲学优先，伦理觉悟、道德觉悟是最根本的觉悟，要进行点滴的改造。但在五四前后，尤其是俄国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兴起，部分人开始认为政治和社会的解决才是最根本的，点滴的改造是没用的。

胡适提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谈包办一切的主义，没有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药，要从根本做起，从一个个问题开始。胡适的文章掀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引发了众人的反驳与辩论。

1923年，出现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胡适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一切都要有科学精神、要科学地处理，要讲究证据，且提倡考据。从而引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以胡适、丁文江、王星拱、吴稚晖等代表的科学派最重要的主张即科学精神，它不但统治着科学世界，也统治着精神世界，科学不仅应用于自然世界，也应用于人文科学。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即玄学派则认为，个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与世界观是主观的，人的内心是一切的根源、是价值的根源，科学方法不可以解决一切。

中西文化问题论战是五四前后最重要的论战之一。1918年底梁启超率团访问欧洲并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他提出，资本主义、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均已破产，东方文化代表着新的生机。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分为三种样态，认为全世界都应走中国文化之路。他们的这些主张，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相背离。

王汎森认为，透过这三种文化的划分，可以看出东方文化是一个新的派别。而东方文化派具体以三种流派为代表。其一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为代表；其二以梁漱溟为代表，明火执仗地向新文化运动挑战，提出东方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其三以章士钊为代表，章士钊提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破产，主张以农为主的思想，应该重视农业的道德价值和与农业相关的传统文化，并提出了联业的思想，要联合各种产业。

后五四的另一主要派别为新人文主义派。他们很多都是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教授白璧德的学生，受古典主义训练。白璧德反对法国大革命以来庸俗化的、功利主义的文化主流，以梅光迪、吴宓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派因此捍卫中国的文化传统，反对追逐最新的潮流。

此外，社会主义是五四之后影响非常大的潮流，即使反对社会主义，也一定要对其进行回应与讨论。“这个潮流后来成为五四后新的流派的调色盘里面的一个色彩。即使拒绝它，反对它，调色盘里面还是有这个色。”

客观理智和主观意志的分流

王汎森表示，在众多的论战与流派中，最能引起他兴趣的，是戴季陶对于客观理智和主观意志的观察。戴季陶曾观察称，五四之后有两个路向：一路为客观理智，一路为主观意志。王汎森近年努力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五四之后的流派中，隐隐存在着强调主观意志或强调客观理智的这两大分流。

熊十力《新唯识论》，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年: 2008-1。

新儒家学者熊十力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代表之一。熊十力主张人的内心不是矿石，不是一个被观察的客观之物，人具有主观价值，在良知背后有深远的背景。他提出，“量智”是有限的，人的良心不是科学、客观、理智就可以分析的东西，要把握人的内心，要靠“性智”。

贺麟则提出了“新心学”。胡适曾批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所谓“正统派”，而贺麟也认为，冯友兰讲的东西是空理，离现实的人生体验有距离，不能给人慰藉。

王汎森认为，近代中国文化中存在“非人格化”的趋势，即在近代学术文化中，价值与人格的层面被摆放在一旁。贺麟的新心学实际上是在提倡“人格化”，即我们要讨论的是内心的idealism，精神、意志、信念、价值与行动应该是合二为一的，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认为的，思想是一回事，道德是一回事，信仰是一回事的主张产生了分歧。

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鑫 实习生 聂丽平

编辑：董牧孜 校对：薛京宁

2、五四运动的口号是什么

五四运动的口号有“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主要经过北京学生运动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1919年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厦门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厦门、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上海工人罢工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文界响应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中国收回主权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 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抵制日货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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