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例艾滋病，我国大陆于哪一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4岁浙大“福尔摩斯”堪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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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岁浙大“福尔摩斯”堪称传奇：解剖研究国内首例艾滋病死亡病例，发论文1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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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岁浙大“福尔摩斯”堪称传奇：解剖研究国内首例艾滋病死亡病例，发论文140余篇

一把解剖刀，切出惊天大案；一把测算尺，丈量法度良心；一台显微镜，窥见事实真相……这些影视作品中的桥段，在法医工作中真实上演着。或许不像《洗冤录》《法证先锋》《神探夏洛克》《法医秦明》等影视剧中呈现得那么热血沸腾，但确是凭借法医的处变不惊、抽丝剥茧，许多事实的迷雾得以拨开，冤屈得以昭雪。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内公认最著名的法医病理学专家之一——徐英含教授。“知者乐，仁者寿。”已经94岁高龄的他，在浙大求学、工作、生活，数十年如一日，初心不忘，坚守在病理学和法医学教学、科研与实践的第一线，用一份恬淡的心境对抗着时光的荏苒。

徐英含教授

个人简介：徐英含，1926年生，浙江萧山人，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著名病理学家、法医学家。1946年入学当时的浙江大学医学院医疗本科（六年制）；1951年起在卫生部第一届高级师资班学习；1953年起在原浙江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工作，直至1998年正式退休；2000年后，重新回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教研室参加法医病理学工作。2004年3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成立，先后任中心资深鉴定人及顾问至今。曾任全国政协委员，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道路是走出来的，时间是挤出来的

1946年，徐英含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抗战后组建的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首届学生。时隔70余年，回忆起求学时的情景以及自己难忘的老师，徐英含如数家珍：王季午、贝时璋、陈履告、王仲侨、郁知非……

“上学时，我很喜欢听贝时璋教授给我们讲《比较解剖学》。他备课很充分，上课从不带讲稿，常常是一边写字、画图，一边讲解，课程内容讲完正好下课，时间卡得非常好。”徐英含说。受贝时璋先生影响，徐英含从教后也要求自己不带讲稿上课。为了讲好病理学和法医学课程，他经常半夜起来备课，天快亮了才稍微休息下。因为备课充分，案例生动，徐英含上的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浙大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合影（后排左三为徐英含）

“生病以后，我们身体的脏器、组织、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属于病理变化，涉及病理学方面的内容。用这些内容来解决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则涉及到法医学。”说起徐英含为何选择法医病理学这样相对“冷门”的专业领域，倒显得有几分机缘巧合的意味。1951年，卫生部从全国医学院校抽调一批学习好、思想进步的高年级学生，举办第一届高级师资班。徐英含填写的是临床方面的志愿，结果被分配到了南京法医师资班。有些不情愿的他，去找了时任医学院院长的王季午教授。“王院长希望我服从分配，并说法医师资班是著名的林几教授负责，在他指导下学习是难得的机会。”经过一番考虑，徐英含最终还是决定服从分配，也由此开启了他与法医学一生难解的缘分。

徐英含的同届同学姜起立在回忆浙大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法医学虽非徐英含同学的志愿，但徐英含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在法医学方面作出了优异的贡献，著作等身，荣誉多多，成了法医界的权威，令人钦佩不已。”

徐英含荣获2018年度中国病理学终身成就奖

2018年10月，徐英含教授获得了中国病理学会颁发的2018年度病理学终身成就奖。该奖项为国内病理学界最高荣誉，用于表彰那些为中国病理学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病理学家。徐英含教授以90多岁的高龄，亲赴成都领奖。

结合自身经历，徐英含把“道路是走出来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作为座右铭挂在嘴边，既为勉励自己，也为激励后学。

“中国微雕大师” 冯耀忠先生把徐英含的座右铭制成微雕艺术品赠送给他，徐英含一直将其珍藏在身边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

徐英含教授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出版专著30余本。不夸张的说，他主编或参编了几乎国内所有的法医病理学方面的教材，他的学术成就对于中国病理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在铅中毒与矽肺病理、大气污染对肺泡巨噬细胞的作用等方面，徐英含进行了深入研究，可以说是当时国内矽肺病理研究的第一人。不仅如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已经进行了国内首例艾滋病死亡病例的解剖研究。

“当时国内还没人解剖过艾滋病感染者的遗体，卫生厅特别指定让我来解剖。我认为这是个光荣的任务，同时非常谨慎。”徐英含说，“解剖以后，病理切片检查也要非常仔细，都是很仔细地一张一张看过。光是这个病例，我们就写了6篇相关论文。”

“活人可能会撒谎，但是尸体不会。”这是法医界俗语。作为国内法医病理学领域的权威，徐英含曾参与过国内诸多疑难案例的法医鉴定工作，其中不乏无头疑案、陈年积案、案中有案等。通过亲临现场细致勘察，寻找蛛丝马迹，或是解剖尸体，还原死者遭遇等，许许多多支离破碎的讯息被整合在一起，真相得以逐渐浮现，案犯也往往随之无所遁形。

“我是做法医尸体解剖的，从事这个工作，不能怕辛苦，要非常仔细，非常慎重。因为这牵扯到一个人是什么原因死的。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你稍微偏向一点都不行。看到什么，记了什么，证到什么，一定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面，实事求是，不能被其他所左右。”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徐英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

“炉灰中的牙齿和纽扣”“水中的无头案”“一个70岁老人的情杀”……徐英含结合自己亲历的案件和全国知名的法医报道，还编写了诸如《法医疑案》等具有可读性的通俗读物，帮助更多人了解法医病理方面的知识。

《法医疑案》

春播桃李三千圃，秋来硕果满神州。坚守在实践、研究、教学一线的徐英含培养出了众多弟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来茂德，德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原副校长，现任中国药科大学校长；龚芸，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病理学教授；周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著名科学家，宫颈癌疫苗（HPV疫苗）共同发明人……他们在专业领域上的研究与突破，为中国的病理学与法医学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医者仁心的徐英含教授，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

退休之后，经验丰富的徐英含被聘为浙大司法鉴定中心资深鉴定人和顾问，依旧为着法医病理事业发挥着自己的光与热。“我也参加些具体的工作，但不需要每天按时上班。单位有事，我就马上骑自行车过去。领导再三叮嘱我打车过去，我却觉得骑自行车自由，不愿打车。”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七十年。”而今，已经94岁高龄的徐英含，眼明心亮，穿针引线也难不倒他。每天，他会沿着河边疾走一小时，甚至连续做上十个俯卧撑也能脸不红、气不喘。

徐英含让人敬佩又羡慕的，除了突出的工作成就和健康的体魄，还有四世同堂、上慈下孝的幸福大家庭。老伴袁蔼娟只比徐英含小半岁，实际上同庚的两人几十年来相濡以沫、恩爱有加。

尽管受教育程度不高，但袁奶奶一直坚持自学。76岁那年，徐英含教授正在主编一本临床病理学教材，出版社要求成稿须用电脑录入。当时，是从没学过拼音，毫无电脑基础的袁奶奶，通过自学五笔打字，把录入书稿的工作承担了下来。

老伴好学，徐英含便大力支持。袁奶奶练书法、做十字绣、写日记时，徐英含总是会主动承担家务。在老两口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秉承“爱国爱家、尊老爱幼、不贪小便宜，不干违法事”的家训，儿孙辈以孝为先，勤勉上进，亦是人才济济。2017年，徐英含一家还获评了浙江百户“最美家庭”称号。

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学问。徐英含教授用一生，恪守着人生信条，任时光荏苒，自浅笑安然。

文字记者：金云云

摄影：杨萝萝

部分图片来源浙江大学医学院

部分素材来自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院）官网《“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 我院徐英含教授获得中华病理学会2018年度终身成就奖》（作者丨陈俭）

本文编辑：浙江大学微讯社 施维凯

责任编辑：周亦颖

2、我国首例艾滋病：我国大陆于哪一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985年

1985年6月份在北京协和发现中国首例艾滋病的病人，这个病人是一位境外的旅游者，是美籍的阿根廷人。

到现在为止，艾滋病经历了传入、扩散和快速增长的过程，在我们国家有30年的时间。从现在的疫情状况看，从85到88年，这几年发现的艾滋病的感染者和病人多数都是境外旅游人员，其中有4例是国内的，是输入进口血液制品造成感染的。 到89年时，我国首次在吸毒人群当中发现了HIV感染者，一年发现146例，这对于中国艾滋病的流行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它标志着从那个时候艾滋病在中国已经有本土的传播。 从89年之后，经历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到1998年，艾滋病在中国全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发现，都有报告上来。到07年8月底为止，我们国家31个省市自治区发现并报告上来的感染者和病人累计超过21万。

中国首例艾滋病发现者——王爱霞 她1932年出生于上海，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同年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多年来一直从事感染病的诊治工作，对发热待查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对感染性休克的诊断和抗生素的临床应用、对艾滋病的临床均有丰富的经验，对内科其他专业组的疑难病种的诊断也有独到见解。先后发现了我国第一个艾滋病病人和第一个中国人经性传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1995年制定了艾滋病诊治的国家标准，2001年主持了该国标的修改。 1985年6月3日，北京的初夏刚刚涌上些许燥热。一位阿根廷籍病人因严重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被收入北京协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当晚，病人气管被切开，神智开始昏迷。6月4日一大早，时任内科副主任的王爱霞教授就被请去会诊。病人胸片为典型的肺孢子虫肺炎（PCP），病情进展异常迅速，“太典型了，艾滋病（AIDS）晚期！”，一个惊人的诊断马上跳入王爱霞的脑中。 根据病人携带证件，外宾医疗科同志当晚（因为与北京有时差）把电话打到病人在美国洛杉矶驻地的电话局。在电话局的帮助下，她们很快联系上了病人的家庭医生，结果证明病人在他们国内早就被诊断为艾滋病。 是要说服同仁相信中国已经出现了艾滋病人，必须拿出证据，血清学证据！ 当天会诊同时，王爱霞取走病人5毫升的血，亲自跑到实验室分离出只有2.5毫升的血清标本。这是一份让大家闻风丧胆、躲之不及的血样。“谁也不许动，我亲自来做”，她请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的张华远同志帮忙检测，几天后，结果出来了，艾滋病病毒（HI V）血清抗体阳性。 1985年6月5日下午，病人死亡。几天后的病理报告与血清学报告一样，支持艾滋病的诊断。 当年的报纸、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报道北京协和医院发现全国首例艾滋病，可谓举国震惊，国际震惊。因为传统的中国很难接受以性传播为主要特征的艾滋病在自己的国土上出现，因为这一年距全球首例艾滋病的发现仅有4年。 首例艾滋病人毕竟是外国人，是不是中国人中就没有？国际报道的病例中，艾滋病多见于同性恋、吸毒人员和献血人员。1989年，王爱霞在中国的献血员中开展了HIV的筛查工作。那时候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凤毛麟角，哪里会轻易找到？苦思冥想后，王爱霞思绪豁然开朗：梅毒与艾滋病同为性传播疾病，梅毒血清阳性患者中会不会隐匿着HIV阳性？她立刻找到医院检验科，得到了检验科所珍藏的已确诊为梅毒的病人血清标本，结果在67份血清中筛查出了一份HIV阳性。为了得到临床证实，根据病人在病历中所留的家庭地址，在当地派出所帮助下，她的学生拿着介绍信上门家访，结果得到的消息是病人已经出国去了澳大利亚。这份病例的追踪就这样搁浅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年后的一天，王爱霞突然接到了东城区防疫站刘英同志的电话：“王教授，您还记得那年报告的那例HIV阳性病人吗？前几天，我去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一个学术交流活动，顺便聊起来，澳大利亚官员说，确实有一位叫某某某名字的北京来的病人，是他们当地一个艾滋病人的同性恋伴侣，刚来的时候只是HIV阳性，但仅仅过了一年之后就出现了艾滋病症状，现在已经是艾滋病人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成年男性同性恋患者HIV感染。

第三个艾滋病人的发现同样充满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神奇的色彩。一位29岁的男青年，因发烧初步诊断为肺结核，住进协和医院老楼8楼三层病房第六床。那个病床离卫生间很近，可是小伙子总说，从病床步行到卫生间，感觉憋气，总想吸点氧。下级大夫流露出“病人太 娇气”的抱怨。王爱霞在听完病历汇报后，来到病人床旁，仔细听诊后，她让病人从床上坐起来，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小小的细节被王爱霞捕捉到了，病人的鼻翼出现扇动。这是严重的呼吸窘迫才会有的表情呀。即刻做血气分析，氧分压只有70多一点，极有可能是PCP引起的气短。为肯定诊断，立即抽血化验。当时病房里不少人说，“王大 夫对艾滋病太着迷了吧，见什么都是艾滋病”。 诊断并不顺利，防疫站对这名病人所做的蛋白印迹法检查结果抗体阴性，不支持临床诊断。王爱霞想：病人在感染早期，会出现抗体低、抗原高的情况，于是再抽20毫升血，果然不出所料，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检测中P24抗原确实特别高，结果再次支持了王爱霞的判断。病人经积极治疗，病情迅速稳定。当他对王爱霞表示千恩万谢时，王爱霞说，“谢我，就把你的伙伴劝来找我看门诊”。如今13年过去了，病人已病故，而他的性伴侣仍然活得很好。 在国际艾滋病学界和科研项目的支持下，王爱霞把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免费治疗药物长期用在前来就诊的病人身上，使他们中多数获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多年来王爱霞坚持在各种学习班上宣讲HIV/AIDS的防治知识和新进展，又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艾滋病的专科医生。 在她的倡导下，协和医院于2001年3月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在所有患者手术前、血透前和有创操作前的抗HIV抗体的检验，目前，这一做法已在全国推广。她把学生李太生等送出国培养，如今协和医院已经有了一个令同行刮目相看的艾滋病学术团队，仅仅在今年一年内就连续诊断了国内首例合并格林巴利和合并多灶性脑白质病的艾滋病病例。由协和医院牵头的“中国艾滋病病人抗病毒治疗研究”，证实了国产抗艾滋病药的疗效不次于欧美，科技部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来宣布这一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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