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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器官移植是治疗各类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手段，被誉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1960年，我国内地进行了首例临床肾移植。对捐出器官的人来说，无疑是给患者献上了“生命的礼物”。
□ 新华社记者 李亚红 顾瑞珍 廖君
今年以来，从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到清明节四川男子脑死亡捐献器官至少救活7人，器官捐献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器官捐献现状究竟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都有人排队等器官
捐献人体器官，被誉为“献上生命的礼物”。如此“贵重礼物”挽救他人生命，成就的感人故事不少。然而，仍有很多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不久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中心2名病人，就因等不到合适的肝源离世。
我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2015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北京、江苏、湖北、北京等地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认为，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
禁用死囚器官，是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说，过去“由地方司法部门与移植医院获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
然而，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的痛苦、绝望又让人刻骨铭心。记者在北京、北京、江苏、湖北等地大医院采访了解到，凡是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几乎都有人在排队等待器官救命。遗憾的是，有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病房内几十个病人仍在苦苦等待合适肺源。”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去年底发的这条微博引起广泛关注。
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了，就是找不到供体”。中日友好医院大外科及胸外科主任刘德若说。
我国器官捐献事业，除了规范禁用死囚器官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较流行的说法是：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
黄洁夫对此有不同看法：“无法进行移植不都是因为缺少供体，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不过，众多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医患矛盾突出、官办慈善机构又陷入信任泥沼的当下，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免费捐器官，换个器官却要花几十万”等，人们的这些认识，与对器官捐献政策不了解和器官分配不够透明、公开有关。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官。“他们不知道这个器官捐献是不是公平公正的。”黄洁夫说，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器官捐献率低，落后的不是传统观念，是行政管理的体制，把管理体制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制度设计面临的几个问题
目前我国对捐献者的身后事没有配套优惠措施。有人表示，一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在他的身后事上，比如火化、殡葬费等方面却得不到任何抚恤，会令捐献者寒心。
再就是医疗费用问题。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处理的捐献案例1699个，挽救了3400多人。“这些捐献者往往面临大量的医疗债务，1200多人需要这方面的救助。去年大约拨付了84万元，远远不够。”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说。
针对上述问题，高新谱说，我国正在对660名协调员进行培训，通过了资格认定考试，即将上岗。
黄洁夫等专家特别指出，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绝不等于器官“买卖”或“交易”。要明确捐献者家庭申请救助的程序，掌握适宜的救助标准，既要确保捐献人和法定受益人的基本权益，又不能让器官捐献“自愿无偿”的原则被扭曲。
一些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表示，希望对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进行人道抚恤或困难救助，并协同为捐献者家属提供缅怀亲人的场所，建立纪念墓地、纪念林、纪念碑或纪念网站，缅怀和纪念器官捐献者。
（参与采写：仇逸 胡浩 帅才 王莹 朱旭东 杨梅菊 李思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