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哪（寻访那些鲜为人知的红色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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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访那些鲜为人知的红色地标

——记北大红楼附近的红色文化资源带

光明日报记者 董城 光明日报通讯员 邹韵婕 车宗凯

今年3月中下旬以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的北大红楼开始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参观高峰，参观人数比过去增长了约有10倍，最多一天接待过6500名参观者。今年1-6月，观众量已达到19万人次，尤其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始以来，各级党组织纷纷来到北大红楼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北大红楼为中心，附近几公里范围内，红色底蕴深厚的地标还有很多，红色文化资源带的脉络十分清晰，堪称党史金矿。

百年红楼彪炳史册

北大红楼全名为北京大学红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座建筑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名“红楼”。红楼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是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原为北京大学第一院，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人们来这里寻访的，是这座百年建筑中蕴藏的厚重历史记忆。

北京大学红楼光明日报记者郭俊锋摄/光明图片

蔡元培在这里引进大学的治学理念，改革封建教育，奠定了北大精神；鲁迅在这里授课三年，他所设计的北大校徽沿用至今。这里更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这里，经常能够见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地紧握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声音不断在红楼前的广场上回响，宣示着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矢志奋斗的决心。

重温入党誓词之后再看展览，在蔡元培、陈独秀专题陈列室，在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在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在鲁迅授课的学生大教室，在还原“五四”前夜场景的“新潮社”，人们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百年之前，一批仁人志士就是在这里接受进步思想的洗礼，郑重选择了一条“无我”的道路，开始踏上革命的征程。

沿着一层的走廊一直走到头，是李大钊曾经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百年前的布局清晰可见。展室分为内外两间，靠北的一间是会客室，正中摆有六把木椅和一张木桌，茶盘里还放着老式茶壶和茶杯。窗边的报架上，折叠挂放着泛黄的老报纸。靠南一间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两个书柜里摆放着旧书，办公桌上的笔墨纸砚也复原为刚刚使用过的样子。

展馆方面是从一份1918年的文献上，意外发现北大红楼一到四层布局图的。史料记载，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

观众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参观展览 光明日报记者郭俊锋摄/光明图片

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李大钊就是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的主任会客室同他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10月，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方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红楼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一层西头靠南的第二阅览室，又称为“新闻纸阅览室”。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曾在此担任图书馆助理员，主要工作是登记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月薪8块大洋。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阅览室中间，有一排带报架的阅览桌。这样的布置也和百年前的布局相仿。有资料记载，在1963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原北大老职员在座谈时曾回忆，阅览室入门的窗前有一张三屉桌，一把木椅，桌上有笔、墨盒。房子中间有一长排带报架的阅览桌，靠北墙还有一排阅报台。条凳放在中间的报架两边，是固定在地板上的。当时有人坐着看，有人站着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馆里，摆放着一张珍贵的马克思手稿，是马克思在伦敦时的笔记。而另一个展柜内，则展出了两本不同的《共产党宣言》，其中一本为1882年俄文版，封面略有残缺的一本为1883年德文版。中国早期的马列主义者们，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讨论，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并积极应用到现实斗争中去。

光辉起点“无我”印记

就在北大红楼不远处，还“藏”有一处“红色地标”——那就是位于沙滩后街55号的原北京大学数学系楼。

这座两层青砖回廊结构的建筑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四面有门，组成十字形结构，每层有4个大的房间，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

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 光明日报记者郭俊锋摄/光明图片

记者采访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栋建筑的产权虽然几经更迭，但始终是作为学术文化单位办公之用，几十年间未曾向公众开放过。与此同时，围绕北大红楼，一大批红色地标因各种原因无法焕发出应有的风采。

面对首都功能核心区无比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面对短时间内无法将红色地标全部挖掘利用的客观现实，北京市东城区有效利用北京大学数学系楼资源，自2016年起策划推出了“光辉起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城”主题展览。展览共展出展品660余件，综合运用图片、文物复制件、雕塑、油画、音视频、沙盘等形式，集中展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东城域内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复原再现了一大批北大红楼红色文化资源带内的著名遗存记忆和革命轶事，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绵延至今、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光辉起点”展览中记录了这样一位“无我”精神的共产党员代表——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弓仲韬的故事。1923年8月，由李大钊亲自指导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建成，这个支部直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首任支部书记就是弓仲韬。作为从北京东城走出去的革命先辈，弓仲韬曾在沙滩小学任教。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在8岁时被敌人害死。大女儿弓浦从小在家乡跟着他闹革命，1926年在北京上学时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在东城区域内遭到段祺瑞执政府警卫开枪打伤，回到家乡后不治而亡。在被敌人刺瞎双眼后，弓仲韬依然为党的事业奋斗，千里乞讨寻找党组织。在1964年病逝前，他再三嘱咐：“一定要把我节余的1000多元钱交给党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亢慕义斋旧址资料图片

红色矩阵党史金矿

除已经面向公众开放的北大红楼“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数学系楼“光辉起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城”主题展览外，北大红楼附近还存在着北京大学民主广场、《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吉安所左巷毛泽东在京居住地、亢慕义斋旧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市党部）旧址、李大钊被捕地、“三·一八”惨案发生地、王荷波等烈士牺牲地等近20处历史文化遗存。

豆腐池胡同毛泽东在京居住地资料图片

记者在沙滩后街和西老胡同附近，找到了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亢慕义斋。这是原北京大学第二院西斋的一间屋子，也是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一部分。1920年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建起了小型图书室。

北京大学亢慕义斋即北京大学共产主义之室（Communism音译），百年前曾收藏了百余种汉、英、德等各种文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及报刊杂志。时至今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还珍藏着八本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图书，显得极为珍贵。当时，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画像，肖像边挂有“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四周还张贴着多篇革命诗歌、箴语、格言。当年的北京大学党支部、青年团及其他革命团体，常在亢慕义斋进行集会和革命活动。

2、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哪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这段光荣历史的见证者。

在中国的现代发展进程中，“五四运动”代表着历史的转折点，它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北京高师在这场由学生发起、工人阶级登台、波及全国各界，并具有国际影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以敢立潮头的先锋意识、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勇于践履的实际行动，为这场运动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说起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还要提及一下民国时期的“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接受“二十一条”，“限于5月9日晚答复同意，否则武力进攻”。5月7日和5月9日成为国耻纪念日，广大民众有举行纪念活动，以表达“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强烈义愤”的惯例。1919年4月底，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在外交上失败、北洋政府又准备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播开来之时，“丧权辱国”的耻辱感弥漫在北京学界。5月3日，北京高师学生在风雨操场集合，对时局发表意见，讨论对策。下午，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大集会，呼吁全国在5月7日“国耻日”举行国民大会，表达“誓死抗争”的民意。3日晚上，北京高师工学会召集秘密会议。大家认为，5月7日举行国民大会一定会遭到政府的压制，行动应该提前；5月4日是星期日，不用停课，可以动员更多的同学参加行动，即使消息走漏，政府也来不及安排阻止和镇压。工学会主要负责人、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星夜到北大和陈锡联串联，并到工专找到了夏秀峰，接着到法专去找谢濂。不少同学连夜开始准备标语。5月3日晚,对于不少学生都是一个不眠之夜，对于提前举行抗议行动的建议，几个高校颇有不谋而合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5月4日的各校代表会议。5月4日上午，北京高师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当天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会议决定散发《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并提出了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口号。下午，北京高师学生由于准备充分，最早到达天安门国民大会会场，由史地部学生张润芝撰写的丈余长巨幅“挽词”———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署款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北京学界同挽”，树立在金水河边，引来与会者的瞩目。

为什么同学们要求严惩曹、陆、章？

曹汝霖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二十一条”就是他经手签订的。章宗祥任驻日公使，是出卖胶济铁路的经营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的经手人。而陆宗舆，则是1915年的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是向日本进行各种卖国性贷款的经手人。随后，游行队伍路过中华门，绕经前门楼，向东交民巷挺进，旨在向英、美、法、意等国驻华使馆提出“说帖”，表达民意。但却受到军警以及使馆区卫队、巡捕的阻拦，几经论争都无法通过。北京高师工学会的同学们高喊“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然而，赵家楼胡同狭窄，曹宅又是高墙深宅，大门紧闭，警卫把守。拥挤的队伍无法进入，随着时间持续，游行队伍已有涣散之势。这时，还是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纵身跳上大门右边高过人头的上方小窗户，守卫警察慌忙死死地拖住他的腿，同行的同学就用力掰警察的手，在一批混乱中，匡互生打破小窗，爬过窗口，跳进院子，但看到的却是多名持枪瞄准的警察。或许是慑于墙外游行队伍的声势，或许是被匡互生无所畏惧的胆气所震，他们目瞪口呆，自动放弃动武。随后又有几个同学跳入，和匡互生一起打开大门，墙外学生蜂拥而入。大家遍寻曹汝霖不得，在愤激扰攘的声潮中，工学会的同学要求烧掉卖国贼的巢穴，匡互生随即点燃手中的火柴。当晚，章宗祥却误打误撞的在曹家做客，听说火起，仓皇出逃，无意“躬逢盛会”，同学们自然没有将他放过，于是打了个头破血流。看到起火，大队军警赶到曹宅，逮捕了仍旧滞留的32名学生，其中我校学生8人，他们是：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允测、杨明轩、唐国英、王德润、初铭音。但“囚犯”此刻成了学界的英雄，各校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抗议逮捕爱国学生。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找到警察总监要求放出学生。5月7日，陈宝泉校长用了两辆汽车，接回北京高师被捕的8名学生，当汽车驶近学校大门时，早已等候在校门前的师生为8名勇士戴上红花，并将他们高高举起。

运动虽告一段落，但同学们的诉求并未满足，北洋政府也没有善罢甘休。皖系军阀段芝贵叫嚷“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曹汝霖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控告学生打人烧宅。总统徐世昌则宣称学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明令“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出走。陈宝泉与部分北京高校的校长据理陈情也不得可。这就把北京学界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北京学生分赴市内各处展开宣传，北京高师学生承担了西城和前门地区等关键部位的演讲工作，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有组织地上街演讲，遭到了军阀政府的阻挠和镇压，仅6月3日、4日两天就逮捕了近千人，其中北京高师的多达170余名。6月5日，各校学生5000多人上街，要求集体入狱，警局陷于收放不得的尴尬境地。需要提及的是北京女高师的学生，当6月3日发生大规模逮捕学生事件后，女高师的同学们联合北京15所女校的同学，于6月4日游行，组织上千名的女同学，在天安门广场汇集成队，赴新华门请愿，反对镇压爱国运动，成为中国女性运动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在北京学生的带动下，上海工人举行罢工，高潮时多达10万余人，商人也开始罢市，并迅速波及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北洋政府的统治面临失控。6月10日，北洋政府下令撤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在全国的抗议声中，又电令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今年是五四运动96周年，近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五四精神？

北师大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见证者，对五四运动的胜利和五四精神的塑造是有贡献的。北师大人的传统和理念中有着五四运动植下的种子，北师大人今天的成绩中有着五四精神的光照和激励。五四运动高扬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体现了青年一代心系民族安危、追求国家自强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以匡互生、杨明轩等为代表的北京高师学生，有着为信念而牺牲的志向，他们的呼声不是高调，他们的行动也不是鲁莽。北师大的风格中，更有着脚踏实地的质朴，有着锲而不舍的韧性，回顾不仅仅是为了铭记，最好的纪念是身体力行地去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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