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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展览，就是看近200年的艺术史。 记者 金晓 摄
□宁波晚报记者 金晓 通讯员 韩琳
昨天上午，《现代性的传递与变异：三个亚洲案例》文献展在宁波美术馆开展，为甬城市民呈现了三位在亚洲艺术现代性进程中的标杆性文化人物———泰戈尔、潘天寿、东山魁夷的民族文化启蒙，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思考，以及他们对民族传统现代化之路的不同判断。
潘公凯：这个展览不太容易看懂
昨天，潘天寿之子、著名画家潘公凯出现在展览现场，给出了他对“现代性”研究的认识和理解。“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以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为主导，在整个文科学界开展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和现代模式究竟是什么’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可以说是２０世纪后半期整个世界的文科领域、几乎把各个专业的大专家都囊括进去的较大的文科研究课题。”潘公凯说，这场现代性研究在美国和欧洲大概热闹了３０年，“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主义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主要就是从这场大讨论中涌现出来的学者”。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西方的现代性研究转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球化研究。
潘公凯说，这次展览源自德国著名美术史家汉斯·贝尔廷挂帅的研究课题《现代性的传递与变异》。“什么是现代性的传递与变异？就是现代性模式从欧洲发源，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欧美模式，欧美模式再向印度、中国等亚洲传递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异。”他说，“日本、印度、中国在接受西方现代性模式过程中，各自做了自己的改变，都有一个如何对待民族文化、如何对待东方和西方、传递和被传递二者之间的文化矛盾问题。”他认为，这是个纯粹的学术课题展览，“不太容易看懂，它是一堂近２００年的艺术史课，对于今天中国艺术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启示，年轻的同学们看得认真一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策展人：潘天寿的文化态度有宁波痕迹
在《现代性的传递与变异》这个宏大的课题下，为什么选择了泰戈尔、潘天寿、东山魁夷三位艺术家作为研究的案例？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徐佳是这样解释的：选取印度的泰戈尔（１８６１－１９４１）、中国的潘天寿（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日本的东山魁夷（１９２６－１９９９）作为“现代”过程探索中的个案，是因为这三位艺术家的生命历程总体上贯穿了１９世纪下半期至２０世纪上半期西方现代性向亚洲传递的“较集中、较完整的时段”，他们杰出的艺术成就直到现在还被世界广为认可，同时具有卓越的思想性，“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于现代性，对于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如何进行现代性挑战抉择的时候，有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思想策略，而且这些思想策略在１００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有启发意义。”
“这三位艺术家可以说代表了整个亚洲在现代性传递中较有价值的文化态度，而他们的文化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家乡的文化态度的影响。”徐佳说，“宁波宁海是潘天寿的家乡，和他同时代从宁波走出去的文化人都有一种开放、自主、独立又自强的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到今天依然有启发意义，并且代表了２０世纪中国现代性传递与变异中具有思想性的文化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展览在宁波美术馆举办具有特别的意义。”
此次展览包含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详细地对三位艺术家进行了个案分析，并且将他们的创作理念、思想性等通过一条线索串联起来，揭示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扩展的现代性传入亚洲的历程。据悉，策展人带领团队走访中、日、印三国的较艺术史、思想史研究专家的访谈视频，将于展览期间向公众放映。
宁波美术馆是本次展览项目在亚洲巡展的第三站，展览将持续至５月３日。此后，还将陆续到浙江省美术馆、德国艺术与媒体中心、韩国《世界日报》艺术中心巡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