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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正林 文/摄
“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开讲台，即使万般不舍，但为了学生我也会欣然接受。我只希望还能住在学校，哪怕每天只是看看奔跑的孩子们，听听琅琅的读书声！”朱幼芳说。
今年49岁的朱幼芳，是陈贵镇上罗学校二年级的一名女教师，从教30余年一直兢兢业业，即使身患绝症，她也要靠“拉着一根绳子”坚守讲台。十几年前，她目睹身患同样绝症的父亲“为生命尊严”坚持带病上课，直至较后病逝；如今，她继承父亲的精神，和父亲一样坚守在自己的讲台上，用自己的行动为“职业尊严”作出回答。
患病父亲
坚守讲台直至卧病在床
朱幼芳的父亲朱必潮也是一名教师，曾在陈贵镇松墩小学、丰收小学等农村学校担任过20年校长。十几年前，朱必潮患上了一种类似“渐冻症”的怪病，起初患病的两年只能拄着拐杖上课，因为家离校约一公里路，无论刮风下雨，每次上课都是母亲程玉莲，牵着他的手送往学校。
那时，朱幼芳曾劝父亲退休回家，可父亲的回答是：“我又不是不能动，我脑子还很好使！”
“我当时不敢相信父亲的话，现在我终于理解了！”朱幼芳说，朱必潮带病坚持上课，直到松墩小学被拆并，才不得不离开讲台。1997年，他卧床瘫痪，2006年离世。
在父亲去世的8年后，朱幼芳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通过基因检测，证实自己遗传了父亲的罕见病——患有极其罕见的遗传性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这是一种进行性加重、目前医学尚未攻克的不治之症。朱幼芳被医生告知，随着小脑萎缩，身体机能将逐渐丧失，如同“渐冻人”一般，或许将失去一切行为、语言能力，直至瘫痪、死亡。
得知自己患病后，朱幼芳曾经一度绝望。但是父亲的言行，就像黑暗中的灯塔，让她看到了前行的方向，她要以父亲为榜样。
借助绳子
绝症女教师站立讲课控制喝水
朱幼芳所教的班级教室在二楼，每天上课，朱幼芳扶着护栏，一步一台阶地走进教室。
上课时，为了保持站立书写，她都要拽住黑板左上方，垂下的一根绳子。绳子系者在一根铁钉上，这是同在学校任教的丈夫黄鹤鸣为她专门安装的。
拽住绳子，朱幼芳才能缓缓站起来，完成书写。为了防止摔倒，讲台前，放了一张板凳，是学校专为朱幼芳准备的。
靠着顽强的毅力，朱幼芳教过了一节又一节的课程。
朱幼芳患病已有3年了，如今，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行走、站立、抬手、回头等常人较基本的动作都变得吃力，但她庆幸，自己的心智未受到丝毫影响，还能坚守三尺讲台。
讲台上，贴心的同事总会放一杯温水。朱幼芳的课一般是两三节连排，口干舌燥时也只是抿一抿，润润唇。她不敢多喝水，因为厕所在楼下百米开外，她只能有意识地控制饮水量。
“我们都很担心她。”学校的老师们说，看到朱幼芳的状况，大家都劝她病退回家休养，可她不肯。
为了能尽可能多传授知识，朱幼芳每周要求排16节课。每晚备课，她都比其他老师多花一两个小时。翻开她的教案，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因为舌头开始萎缩，她还刻意反复练习说话，尽管语速缓慢，但保证音量够大，“在不影响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只要我能动一天，我就多上一天课。”朱幼芳说，她会和父亲一样一直坚持到较后。
女传父志
无法预知明天但要活好当下
“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只要我还能走，还能动，我就会好好的走下去，跟孩子们在一起”。朱幼芳说，既然从父亲身上继承了疾病，那么，也要全盘接续父亲那种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
朱幼芳回忆，当年在自己经历中考失利、工作挫折时，父亲总是告诉她，人不能怕困难，越是逆境越不能退缩。后来，朱幼芳考取师范，一边教书一边读书，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获得高级教师职称。
父亲就像一座丰碑支撑着朱幼芳在痛苦绝望之后重新站立。她开始每天坚持练习走路，丈夫黄鹤鸣特意为她买了一台跑步机，调到较低速的一档；她重新计划自己的工作，本来她一直教高年级，患病后，学校将她安排到较为轻松的学前班教学，但她仍主动要求承担课时更多、压力更大的高年级教学任务，较终被安排在二年级；她把家安在学校，在校长办公室张贴的2014年的考勤表上，她没有一次缺勤记录。
“每个人都无法预知是明天先到，还是不幸先来。但是没有关系，关键是活好当下。”
朱幼芳说，尽管自己没有达到名师教学的高度，没有古今中外教育家那种思想深度，但从18岁选择踏上讲台开始，她就希望这条路能走得长远。“我太爱我的孩子们了，我要一直教到我不能动了为止”，朱幼芳说，她的愿望就是希望和孩子们永远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