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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我由父亲陪同，一头挑木箱、一头挑棉絮，坐车乘船到南京，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活。
历经“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三年高中生活，到了六朝古都之后，发生了变化：松弛替代了紧张，活泼替代了严肃，一日三餐管饱替代了顿顿饥肠响如鼓。
吃不饱，是我当年较痛苦的记忆。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可当时我们县动静不大，只是“农业学大寨”降温了，加大了生产队的劳动管理，开始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大队一级核算纷纷下放到生产队一级。但寅吃卯粮的问题没有解决。1981年春，我们大队的干部才看到了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央特别指出：“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中央的通知明明白白，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干部谈“包”色变，念歪了经呢？确实是当时“左”的东西影响太深了。到1982年，全公社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基本形式的责任制，填不饱肚子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了。
我读高中的三年，正好处在“包产到户”调整落实期。父母节衣缩食，只能安排我每个月饭票30斤、菜票3元，平均分摊下来，早餐2两、2分钱，中晚餐各4两、4分钱。“吃不饱”成为常态。为了充饥，晚自习之后我和同学们还当过小偷，摸到校园外菜农的菜园里，偷过豇豆、西红柿、萝卜、红苕，狼吞虎咽地生吃。有位同学被抓住了，菜农在抽他屁股的时候，他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一边喊“哎呦哎呦”，一边不停地往嘴巴里塞豇豆。菜农心软了，打不下去不打了，自己还亲自摘豇豆给这个学生吃。
吃不饱肚子，营养跟不上，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我在高二的时候就长到174厘米，体重却只有80多斤，风都吹得倒。抵抗力也差，疥疮乘虚而入，祸害我的指缝、腋窝、肚脐周围的腰部等，这些部位至今还留下用硫磺粉、高锰酸钾“烧黑”的印记。有位女同学股沟内侧感染上疥疮，奇痒难耐，上课的时候前后左右都是男同学，她羞于挠痒，就举手请假去卫生间解决问题。一堂课多次举手，后被老师拒绝。她嚎啕大哭，让老师莫名其妙。这位老师不问子丑寅卯，狠狠批评了她。同学们对老师武断处事不服，纷纷离座到教室外面找校长。校长是位老革命挺开明的，批评了老师，并且疥疮问题由此提上校长办公会的议事日程。在校卫生室统一安排下，我们才有硫磺等这些所谓的医治“药物”。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我们能坚持高中毕业，完全依靠来自骨髓深处的精神力量。我们渴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到南京读书后，我每个月有60元的奖学金，外加父母每个月的20元的生活费，足够让我天天吃一次狮子头肉丸；我还加入勤工俭学队伍，承包了学校三个公厕的冲洗任务，每月得到30元的补助，后来连家里的生活费都不要了。我还加入了学校中长跑运动队和篮球队，每月发一双运动鞋、3斤白糖，每年各一套春秋运动服。手头宽裕了，间或买回南京盐水鸭、兰花豆和啤酒，邀集宿舍同学打牙祭。我的体质就是在这3年中强健起来的，整天精神抖擞、神采飞扬。
学习、运动之余，常常思念父母和亲人。那时，一个大队只有大队部有一部摇把子电话，联系不方便。联络感情、传递信息，主要依赖写信。
父亲读过两年私塾，一手算盘能够顶到头上打，一手毛笔字能挣来烟钱，自然能写信。无奈他受到严重迫害，硬纸壳做成喇叭对准他的耳朵，轮番高喊“打倒吕×××”，生生地将他的耳膜震坏，造成终身耳聋；揪到四张方桌上批斗，不分日夜，当他被拖下来的时候，就严重抑郁了，为此神经失常3年。后来平反了，自此他再不闻世事，只为生存而机械般地劳作。这样，给我复信、写信的任务落到我的叔叔头上。
叔叔1963年在旅顺某部服役三年，官至班长复员回村务农。他很古板，老虎不吃人面相难看，一辈子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稍有不中意，无论年龄大小，都与之较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