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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诗凯医生在路上检查着所需的器材，争分夺秒。
“家住河东区鲁山道一位病人情况危急，是派出所民警报的120，请马上前去救治……”一边接听着电话，多个岗位的值班人员各司其职全部跑了起来，一路人马向急救车奔去。笛声响起，车已行驶在路上，从接到电话到车行上路，不到120秒。这是发生在天津120急救中心里的场景，在医生和司机们看来，这就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120”这是一个根植于百姓内心的救命电话，每当生命遇到危险时就会跳出这三个数字，它的背后是一群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的人。这些人如何看待生与死？如何看待快与慢？如何看待工作与家庭？在记者走近他们前，带着很多问号，但与他们一同工作后，终于明白，坚守始于对职业的忠诚。
生与死
有人说：中国人把生与死看得很重，重过泰山。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生与死、始与终，是一条界线更是一道鸿沟，一边是生命的存在，另一边是生命的消失。普通人把生死看得重，因此敬畏生命，而这些120急救中心的医生不仅看重生命，更将它置于工作使命的地位，力尽所能、争分夺秒，只为把危难险重患者留在生的一侧，哪怕多留一点儿时间。
27岁的余诗凯是天津市急救中心河东分中心的一名医生，在这个岗位工作了3年多，每次出诊都在面对着病者的生与死。“拨打120电话求救，绝大多数都关系着游走在生死边缘的人，作为急救中心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去抢救。”余诗凯说。在他看来，用较短的时间判断患者的病情，对他们及时、准确地院前施救，安全稳妥地转送到医院，这是圆满的，一天忙下来虽然辛苦但很欣慰，而遇到无力回天的病人，心中总像是堵个大疙瘩，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我特别害怕看到家属失望的眼神，但有时又不得不向家属宣布噩耗，当我默默地走出病人家中，那边已哭成一片，我的内心同样难受。”余诗凯多次和记者强调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尤其是心理压力。就在此刻，调度电话响起，余诗凯赶忙拿起刚刚充足电的心电图机器跑向救护车，司机和担架工都已准备就绪。#p#分页标题#e#
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是属地派出所民警。一路上，余诗凯自言自语，他在猜想这位病人的情况，心梗？脑梗？还是其他什么病因？患者家在一片正在拆迁中的棚户区，胡同间甬道很窄，急救车勉强能够开进去，余诗凯拎起箱子，跳下车火速奔向患者家中，扑面就是一团蚊蝇，这番景象似乎证明着患者家中的破败。而此时，守候在患者身旁的是公安民警，并没有见到家属。凭借经验，余诗凯知道，这个人已经去世了，那僵硬的身体足以证明自己的判断，但他依旧为死者做了较后一次心电图检查，那能够记录心脏跳动的波段被拉成一条直线，余诗凯告诉公安民警：这个人已经走了，初步判断走了几个小时以上……他收拾着仪器，蚊蝇始终围绕在他的头顶上，眼睛不时回望一下那僵硬的尸体，转身离开。为什么总会回望？正是良心使然，或许他寄希望于有奇迹出现？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一直不忍向他发问。
走出死者的家中，邻居们围拢在门前，攀谈着家长里短。看到医生独自一个人走出来，他们已经预感到情况的不妙，纷纷上前打听，余诗凯并没有多言。望着推进去又推出来的担架车，他和记者说道：“哪怕有一丝生命体征，他都可以躺在担架车上被送进医院，但可惜……”一路上，余诗凯只是向记者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出诊情况，而后便陷入了沉思，他望着手机沉默着，今天的病历记录上肯定又会出现一例死亡病历，在这位年轻医生的脸上却是一种难以读懂的表情。
刚刚回到急救中心，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一个新的求救电话打来，一行人又一次踏上救人于生死存亡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