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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名誉教授!一甲子后金庸终圆南开梦

  天津北方网讯: 1955年2月8日,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明报》连载。一甲子岁月悄然而过,“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已成就其通俗文学的地位,成为几代人的文化记忆,至今盛而不衰,更不用说翻拍成的不计其数的影视作品,他的作品甚至被改编成戏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

  而金庸作品正式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正是在30年前——1985年,金庸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一套两册的《书剑恩仇录》。然而金庸和天津的缘分并非仅此而已,尤其和南开大学渊源颇深。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向记者讲述了2001年金庸访问南开大学的往事,以及二人作为朋友为文坛留下的种种趣话。

  一甲子圆梦 金教授受聘南开大学

  在2001年的金庸天津之行以前,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并未和他有过直接接触。但作为内地较早接触金庸作品的人,陈洪曾在文学前辈面前,给予金庸的小说以极高的评价。

  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金庸时说,自己读过金庸的小说。彼时,已经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拥有港版或者盗版的金庸小说集了。然而,文学界内对其争议颇多。1988年,沈阳召开了国际小说研讨会,幼时曾就读天津南开中学的文学前辈端木蕻良在会上发言,对当时文学界特别是小说界的现状很不满,他形容当时是“沉渣泛起,武侠这种烂东西都出来了”。端木老先生说,梁羽生专门到北京要见他,也被他拒绝了。

  会议休息期间,作为文坛后辈的陈洪问老先生:“梁羽生且不论,您对金庸怎么看?”老先生随即回答:“那都一回事啊。”就差说是一丘之貉了。陈洪追问:“您读过(金庸的小说)吗?”在听到老先生否定的回答后,陈洪直言:“您没读过怎么有发言权呢?”陈洪表示,自己读过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当时,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二天,端木蕻良也了解到陈洪并不是一个随便冲动的文学青年,他就问陈洪如何看待金庸,陈洪说:“他(金庸)写得稍微多了一点,如果凝练成几本的话,将是五百年后的《水浒传》。”端木蕻良非常惊讶甚至哑口无言。陈洪所表达的其实是两个意思,《水浒传》当初也是引车卖浆之流读的通俗“文学”,很大程度不登大雅之堂,而五百年后,讲文学史甚至思想文化史都绕不开《水浒传》;金庸的作品亦同理,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很高明的通俗文学,影响之大史无前例,将来讲述20世纪文学史,甚至现代、当代中国文学史,金庸、金庸小说和金庸现象也同样难以回避,必定会被经典化。“这也是我看金庸作品的一个基本观点。”

  1999年,金庸在浙大任职后,浙大文学院有朋友联系陈洪,说金庸表示希望能有机会来天津,并到南开大学访问。“据说起因有二,一是祖上在天津有产业,想看看水西庄,抒发思古之幽情。二是他和南开大学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原来,在1944年,金庸就读于有着官方背景的“政治大学”,因为言论有问题而被校方开除,他就报考了当时西南联大的经研所,经研所正是属于南开大学。当时已经被录取了,但由于没有从重庆到昆明的路费,而且道路不近,所以金庸和南开大学失之交臂。

  2001年5月,金庸偕夫人抵津。在此之前,南开大学方面本想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但当时手续繁琐且极其难以达成,于是最终聘其为名誉教授。陈洪已经将金庸的行程安排妥当,却因为要赴苏州参加苏州大学“211”验收工作没能在天津迎接金庸。有意思的是,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也是金庸和西南联大失之交臂后就读的大学,陈洪还写小诗一首记录这件趣事:“先生莅南开,我事访东吴,千里缘何在,侠名满江湖。”

  当时在天津,金庸一共有两场讲座,一是在天津日报社,另一场则是在南开大学内接受名誉教授的聘任。

  前者论剑,金庸“尚礼”的儒雅之风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在南开大学内,金庸破天荒地将讲座延展到了两个小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金庸有些讷于言,讲座一般也就半个小时。”当时,聘任仪式上,侯自新校长亲自为77岁的金庸先生佩戴上了南开大学校徽,90岁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到场祝贺,金庸题字:“六十年前,我曾跨入南开门槛,惜无缘登堂入室,今日得偿所愿,大畅心怀。”落款为“南开大学文学院金庸”。讲座开始,台上坐的是金庸和陈洪两人。“我们俩有点像说相声一般,他逗我捧,每一个话题快结束时,我就插话引出另外一个话题。”金庸对于同学们的问题一一作答,且说:“每天读一小时我的小说,让知识丰富一些,好处也有。”他坦承,几部小说中情节有雷同,不是白璧微瑕,是个大缺点,只好等将来修改时再说。“就像我自己一样,学问不好,便总想遇到奇书,遇到好老师指点。”

  谜语“泯恩仇” 陈校长助力争“诺奖”读博士

  在招待的宴会上,有人向金庸求证一件“传闻”:在香港,古龙曾出上联“冰比冰水冰”让金庸对下联。金庸连忙摆手:“哪有这回事啊。”这时,南开大学有人突然想起,陈洪副校长有一个上联,“悬赏十万美金”征下联,遂提出让金庸试试。

  在1995年的南开大学迎新晚会上,组织者让陈洪也出个节目,于是陈洪即兴想起一个上联来:“一门二校长,侯门南开”。原来,当时是侯自新先生初掌南开大学,为南开大学第六任校长,巧合的是侯校长的夫人康岫岩也于当时担任了南开中学第六任校长,大学和中学分属不同系统,却在同时归了“侯门”,“古语说侯门深似海,南开又有‘南开南开,越难越开’之说。”言而总之,各种隐含意思加谐音的用法,这个上联难度太高,一直没有人对出来。后来范曾对过一个下联,因为侯校长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他用奇、偶数对之:“奇数偶邻生,素数未约”。范曾也很得意能对出这样的下联,还特意拿给陈省身先生看,陈老先生看罢,写下几个字:“还可以,99分。”

  而中国传统文化功底颇深的金庸看过上联后,也不说话,就坐在座位上闭着眼睛思索,大约十多分钟过去了,他拿过桌上一张餐巾纸写下:“六朝三故都,大江东去。”以六三对一二,故都是说南京,提南京必言长江,随带着“大江东去”一语。字面上或可算对上了,但上联丰富的内涵实在要远胜下联,但当时也只能如此。邻座一把抢过那张餐巾纸,叠好放在口袋中:“这是‘文物’啊,归我了。”众人也兴高采烈地让陈洪“赶快掏支票,支付十万美金”,金庸忙摆手,哈哈一笑:“不要了,不要了。”

  这件事并未就此终止——2007年,陈洪接受教育部派遣,因“蒙民伟国内香港大学交换生奖学金”事宜赴港,其间又和金庸会面。晚宴上,金庸偕夫人和陈洪同桌,金庸说:“我上次去南开,你用个上联来难为我。我当时就想还击你,我就想了一个谜语,还没来得及说就分手了。”这事耿耿于怀五六年啊。结果在这个嘈杂的宴会上,陈洪实在听不清操着宁波口音的金庸说的是什么。金庸干脆拿过菜单写了下来,结果他是把谜面谜底都写了出来:“陈洪先生教正:诗圣有诗暗合先生大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萧萧下者‘陈’也。弟:金庸。”南北朝时有宋齐梁陈朝代更迭,其中齐、梁的君主都姓萧,两朝“萧”主之后就是“陈”,长江滚滚自然就是“洪”水来,杜甫名句成了为“陈洪”姓名做解,宾主无不莞尔。

  2004年,多家网站转载一条消息,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据称,金庸是凭《天龙八部》一书获得大奖。很快,金庸亲自辟谣,纯属子虚乌有,“这些年确有朋友为我的小说参评诺奖”。陈洪告诉记者,之前东亚银行董事长李国宝就曾找到他,希望他能写推荐信。“我倒不认为他(金庸)能获奖。”陈洪觉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果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内,是很难被外国人所理解的,“我还是很认真地给写了这封推荐信,从作品影响力和深度等各个方面向诺奖委员会介绍金庸。”2007年,83岁的金庸申请读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也需要一封推荐信,陈洪这次“推荐”成功。去年,陈洪和夫人去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剑桥大学安排了一场学术演讲,演讲的人就是金庸的老师麦大维,他比金庸小将近20多岁。闲暇时,陈洪和麦大维聊天问及是否和金庸先生还有联系,“偶然,不经常联系了。”对方回答。

  陈洪和金庸其实也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碰面,都是朋友,聊聊天拍拍合影也都是常事,有时互相“写字留念,最后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近几年来,各地的读书节多邀请陈洪讲座,陈洪的话题多选接受面比较广的“金庸话题”。陈洪对于金庸的十几部作品有着自己的偏好,他一直认为,《笑傲江湖》应该是最好的,因为里面蕴涵了很丰富的思想情感,而不止于一般意义的“武”甚至“侠”。而面对如今改编不计其数的影视作品,陈洪认为不能以同样的高度来要求作为通俗的大众文化的电视剧,“否则结果一定会失望”。

  对于朋友金庸的作品,陈洪确认其高度,同时指出金庸的作品并非“成人的童话”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广义的“寓言”作用,甚至可以称之为新的文学品类。而在半年前,陈洪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发言引得朋友“不太高兴”,原因是,陈洪觉得金庸从旧武侠小说著名作家还珠楼主那里得益很多,是一种点“珠”成“金”的关系,陈洪所表达的是金庸比还珠楼主有着更大的飞跃,“这种借鉴,其实是文学史上很常见的现象。”文人相交,真性情大抵如此。

  2001年,陈洪陪金庸还在中国大戏院看了一出京剧,结果演出间隙,金庸被观众认出,纷纷要求签名、合影,金庸连忙和陈洪匆匆“逃离”,金庸觉得有些自己干扰了观众观剧,也干扰演员演出,还是低调些好。其实,那年访津,金庸和夫人还是去了一趟“祖产”水西庄,见到北查一支的亲属和一直给他邮寄水西庄资料的韩吉辰,但也留下一丝丝遗憾,值得留诗感叹:“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在采访中,记者也联系到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负责出版《书剑恩仇录》的编辑范希文,他告诉记者,原本金庸是想在百花文艺出版自己的全部武侠小说,“可惜最后并没有达成这个愿望。”

  差点在“百花”先出了全套修改版

  30年前,作为全国知名的十大文艺出版社之一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成为当时内地首个由金庸正式授权的出版社,负责出版了金庸武侠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作为当年主要编辑之一的范希文告诉记者,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件领导指派的任务,而非后来者所说的大胆行为,“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出版香港作家的作品是一件特别谨慎的事情。”

  《书剑恩仇录》一书由香港带回天津后,一是交给了天津电影制片厂,要拍成一部电视剧。二则交给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尽快出版。显然,出书的速度要比拍电视剧快得多。“我们做得并不复杂,是把繁体字转化成简化字,认真改正了一些错别字,是纯文字版,连插图都没有。”范希文说,这个版本的《书剑恩仇录》于1985年4月在天津新华印刷厂完成印刷,“当时的印刷技术还是铅字印刷,需要工人拣字。”《书剑恩仇录》首批印刷就印了50万册,定价为4元。在当时普通人月工资还都在数十元的情况下,4元的定价也属不菲。封底设计是陈新,他是出版社的美编部门的主任,封面是一张枯枝纵横的照片,也就简单写着作者和书名。陈新当时做完设计后,送给领导看,也征求范希文等编辑的意见。“当时大家都点头了,其实大家也都觉得不‘合题’。”

  范希文说,书发行相当好,50万册毛收入就达到了50万元,需要正式支付给金庸的版税是5万元。仅这5万元的版税支付时间就“辗转”了好几年。“在出书过程中,我和金庸一直保持着联系。”范希文回忆,金庸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书剑恩仇录》的版税自己就不要了,全部给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员工们做福利。但老领导谢国祥还是希望范希文和金庸联系一下,能够让金庸发一份正式的公函,说明这5万元稿费的“去留”,然而当时的金庸常常不在香港,“我辗转多年,终于联系上了金庸一个香港电影制片人,他算是金庸的代理人。”此人告诉范希文,金庸当时一直住在英国,几次联系,代理人给范希文发来一封信,转述了金庸的话,将一直搁置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5万元版税一式三份:1万元给了天津电影制片厂;2万元给了北京围棋协会;2万元还留在百花文艺出版社,留给所有员工当福利。“2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全出版社当时有100多人,最后每人做了一套西服。当时买西服只有香港有,但特别贵。”让范希文觉得相当可惜的是,一人一身的毛料西服是当时由小白楼某个自称会做的裁缝做的,结果款式上是“西服不西服,中山装不中山装”的,这件瘦了那件短了还有褶皱,“总之很糟糕,白花钱了。”

  1994年,金庸授权三联出版社出版全部武侠小说,他在序言里写道,在这次“三联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其授权而出版的《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范希文说,他看到三联的这套金庸作品集时,唏嘘不已,“金庸当年其实最早是想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全部武侠小说,而且是修改过的版本。”

  原来,作为编辑的范希文在《书剑恩仇录》正式发行后,接到一封金庸热情洋溢的来信,“他在信中说,非常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范希文说,金庸告诉他,自己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要对自己全部的武侠小说进行修改,之后将授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全部出版。之后,范希文的确收到了金庸发来的包括《白马啸西风》等三部作品,“每一部手稿,都有着几万字的修改,相当认真。”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金庸全部武侠小说没能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看三联的版本,都是没有修改过的。直到广州花城版的才是进行较大修改的版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近几年曾联系南开大学陈洪,希望其能帮忙联系金庸,和金庸再续前缘出版全部武侠小说,“但因为金庸年纪太大,此事也正在联系接洽中。”陈洪如是说。

  未能泛舟品尝津菜 “故园”徒留想象中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参加红桥区地方志编修工作的韩吉辰发现,南运河畔的查氏水西庄是金庸的“祖业”,于是韩吉辰通过天津文史馆联系到了金庸,就开始了与金庸十余年的书信联系,其间,只要自己有了新的发现,就把相关资料邮寄给在香港的金庸。2001年,金庸抵津已是深夜,在宾馆就让秘书打电话给韩吉辰。

  “他原本执意要到我家登门拜访。”韩吉辰认为“斯是陋室”,最后定在红桥区区委礼堂见面。当时是周日,电梯停开,77岁的金庸最终是被工作人员架上了楼。礼堂里,金庸偕夫人对韩吉辰表示感谢,并说所有资料都看到了。“金庸曾在香港的一次聚会中,专门找到一位天津教授,兴奋地告诉他,查家在天津有一份祖业,叫水西庄。”金庸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遇到周汝昌先生,也表示对水西庄研究的关心。

  聊到水西庄的重建时,金庸表示想看看水西庄的原址。“当时,水西庄原址已经是芥园水厂,重建最终选择了在子牙河畔。”一行人驱车来到附近时,韩吉辰已经明显感觉到金庸深深的遗憾之情。金庸表示想乘船游览一番,也未达成心愿。“红桥区亦是津菜发源地之一,我们想请金庸先生吃个饭。”韩吉辰说,金庸当时欣然接受,谁料金庸的夫人表示旅途劳累,肠胃有些不适,着急返回宾馆,“结果,最后也没能吃上咱们地道的天津菜。”

  清朝初期,北京、天津查家显赫一时。查家分南查(海宁)和北查,南查代表人物查嗣琏(慎行)、查嗣庭、查嗣瑮、查昇,而北查代表人物有查日乾、查为仁、查礼。北查一支,在明代万历年间迁顺天宛平(今北京),清初,少年时随寡母寄居江南,长大后才迁到天津。天津查家富甲一方,民间俗称“阔查”、“查半城”。在这次金庸的“秘密之行”中,家住大港的查胜,作为北查后人和金庸见面了。

  时任大港档案局局长的查胜回忆,当时两人见面都非常高兴,席间说起先祖过往,按北查家谱本名查保廷的查胜询问金庸:“宛平查氏按‘为谨维勤,以绥尔禄,保世光大,承家之福’16字排序,我是慕园公(查日乾号慕园)第九世孙,如从家谱论,您应该如何论?”金庸在纸上写过自己南查一脉传承续表——南北查氏绪论家谱,意义非常。韩吉辰说,在天津的查氏后人不少,据他所知除了南开大学早逝的著名教授穆旦(原名查良铮)外,还有在天津的查五小姐查良英一脉。查良英是金庸的堂姐,那年金庸在天津,却没有见到堂姐的儿子金兆新,而金兆新当时也因多种缘故,最终也没能在天津见到金庸。“水上公园的园林工程师查良钢也是赫赫有名。”韩吉辰说,在天津的查氏后人其实为数不少。

  当时,韩吉辰还向金庸展示了水西庄复建图,金庸也欣然为其题词:“韩吉辰先生:研究水西庄,长期有贡献!金庸”同时,当场题诗一首:天津水西庄,天下传遗风。前辈繁华事,后人想象中。落款:“金庸(本名查良镛)辛巳年夏”。“当时,我们送给金庸先生一个传统工艺制作的浑天仪模型作纪念。”整个会面只有3个小时,当时,金庸得知韩吉辰在编撰红桥区志,分别之际嘱托成书之时,可不可以送给他,“我当时就告诉他,这部书中对水西庄有着详细描述。”去年5月份,金庸委派堂弟海宁金庸研究会的会长王敬三访津,王、韩二人会面时,韩吉辰郑重将百万字《红桥区志》托王会长交给金庸,“我完成了我的一个承诺和心愿,也不知道他现在看到没有。”

  本文于2015年2月14日刊登于《每日新报》

本文源标题:受聘名誉教授!一甲子后金庸终圆南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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