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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些网络公司看到商机，开发了在线问诊App，拉近了患者与医生间的距离。起初，这类公司只提供查询医生的坐诊时间、医院科室的基本情况等服务，以方便患者挂号，并开发了在线交流模块，便于患者同医生交流。随着知识经济和付费经济的到来，这些App正在改为收费模式，只有患者付费后才能获得医生的解答，收费从较低的数十元到较高的近千元不等。
当前，应用较多的在线问诊平台有近十家，包括春雨医生、好大夫、丁香医生、杏仁医生、平安好医生、企鹅医生等。名医在这些问诊平台上随时解答问题，每月收入可达万元以上。一些患者为了与医生交流，不得不付费获得沟通机会。然而，也有一些患者反映，在问诊平台上付费后并未获得满意的答复，平台也没有退费的服务设置。
问诊者疑难杂症偏多
提起在线问诊，多位市民首先反问，是免费的吗？南开区居民张女士说，如果是免费的，在网络平台上问一问也无妨；但真要看病，还是得到医院挂号看医生。为了挂上专家、名医的号，她确实使用过一些网络平台，查询专家的坐诊时间，还使用过一些网站的预约挂号功能。但具体到看病、付钱、拿药这些环节，还是在医院里完成的。
与张女士不同的是，本市河西区的赵女士有过网络问诊的经历。二孩政策出台后，赵女士和家人决定再要一个孩子，可是两次怀孕后都意外胎停，让她特别伤心。打听到本市和平区一家医院有不孕不育专家门诊，她就试着去这家医院挂号，接连去了两次，都没有挂上号，网上预约挂号，不到一分钟又满号了，赵女士不知如何是好。
在一家网络问诊平台上，赵女士了解到，可以付费向这位专家问诊，图文问诊180元，电话问诊300元。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支付了180元费用，上传了自己的检查报告，等待专家的回答。
专家很快就回答了赵女士的提问，还特别提醒去做一项“封闭抗体”的检查，拿到检查结果再去咨询。在这位专家医生的指导下，赵女士在家附近的医院做了检查，把结果上传到网络问诊平台等待解答，也到这位专家坐诊的另外一家医院挂号，请专家面对面诊治。较终，赵女士保胎成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提起这段网络问诊的经历，赵女士非常感谢网络平台给她提供的机会，使她在挂不上号、求医无门的情况下，获得了与医生直接沟通的机会，并在医生的指引下，较终保胎成功。回头看，当初花的这180元网络问诊费根本算不上啥花费。
据赵女士反映，当初在网上找这位专家看病，也是搜索浏览了平台上推荐的多位医生后较终作出的选择。这位医生是主任医生，在患者中的口碑较好。有的患者与自己的情况相似，也是经这位专家的治疗后顺利产下了孩子。
记者在赵女士问诊的平台上看到，该专家两年内接诊了120多位患者，两周内回复了20多位患者。根据医院和科室的搜索，该医院有54个科室、900名医生，开通在线问诊的医生达489名，占比超过50％。南开区另外一家三甲医院的数据也显示，该医院有48个科室，578名医生，开通付费咨询的医生有246位，占比超过40％。产科、风湿免疫、肝胆外科、耳鼻喉科等科室开通在线问诊的医生比例较高；不孕不育、风湿、咽喉疾病等疑难杂症的网络问诊者为数较多。
在这些开通网络问诊的医生中，记者查询平台数据后发现，在南开区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一位开通了不孕不育网络问诊的主任医生，一个月诊疗患者为170多人，每次收费373元，月收入可达6万元以上。其他医生在网络平台上的问诊收入也可达1万至5万元不等。
问诊平台纠纷时有发生
网络问诊平台搭设了医生和患者交流的平台，一方面便利了患者问诊，另一方面也为医生获得知识增值开辟了通道。但是，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满意的咨询与解答。
四川省一位患者投诉，她在一网络平台上花180元选择了图文问诊，结果大夫答非所问，只回复了几个字就消失不见了，没有解决她的任何问题。她拨打问诊平台的客服电话要求退款，结果客服人员告诉她，大夫已经回答了她的问题，就不可以办理退款。
该患者深感委屈，大夫虽然回答了她的问题，但是答非所问，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她认为平台应该根据医生回答的有效性来决定是否退款，而不是从形式上加以判断。她感觉，这180元花得实在太冤枉了！
河南省一位患者投诉，他在某网络平台花200元求助图文问诊，一位肾脏专家直接建议吃药，但是这位患者此前已服过该药，并无任何效果，因此才来问诊。他怀疑线上的医生根本就没有看他的化验报告。为此，他投诉问诊平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对方退款的处理结果。
记者在梳理了多起网络问诊纠纷后发现，这些患者大多来自偏远农村或山区，当地医疗水平有限，缺乏大型医院和知名医生。他们问诊的对象又多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的知名医院的医生。整个诊疗过程，患者都没有亲自到医生所在的医院挂号、看病，而是期待网上提交报告就能获得治疗。
在网络问诊平台上，记者查询后了解到，那些获得好评并被患者写感谢信加以表扬的医生，所治疗的患者多是“线上＋线下”综合诊治的。本市患者在网络上问诊本市一家医院的医生，然后根据医生的指示去做各种检查，报告出来后，再拿着检查报告到医院挂号当面问诊，所患疾病较终得以治疗。这种模式是目前比较成功的诊疗模式。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络问诊，本地患者问诊外地医院的医生，即使付费也不一定能得到满意的解答，这正是当前网络问诊平台面临的局限所在。
一些医生对应用网络问诊平台也持谨慎态度，他们只是把网络问诊平台当做导诊的工具，仍期望患者能到自己所在的医院来挂号看病，实地查看具体病症，并据此给出正确的诊疗方案。
网络问诊不是远程医疗
有人认为，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该大力推广网络问诊，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诊治。记者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曾经出台了相关措施，来推动医疗资源的充分利用。2014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提出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将发展远程医疗服务作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和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重要手段积极推进，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基于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的远程医疗服务平台。
然而，国家卫生部门力推的远程医疗，与现在互联网公司竞相开发的网络问诊平台并不相同。在上述意见中，卫生部门将开展远程医疗的主体限定为医院等医疗机构，并不包含互联网公司。
以广东省开展的远程医疗服务为例，今年7月底，广东省和平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肖晓惠医生通过平台，邀请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许鸣，为当地一个消化内科疑难病例进行远程会诊。许主任通过平台查看检查检验报告、影像等资料以及通过高清音视频，与肖医生针对病人叶某某的病情进行了深入的询问、探讨，形成了治疗建议，生成广东省远程医疗平台的张远程会诊报告单。这些服务的开展，都是在医院内，依赖医疗器械的联网和通信系统完成的，并不是在手机上单独完成的。
在医疗市场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机构期待进入医疗服务行业，医生的收入也逐渐走向多元化。网络问诊App的出现，为一些医生开辟了知识变现的通道，也方便了很多患者获得与医生交流的机会。但是，医疗服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在资本的推动下，互联网企业开发的问诊App，其风险却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以医疗纠纷为例，记者调查了多起有关网络问诊的投诉，发现动辄花费数百元的网络问诊，可能仅仅换来一句“到我的医院来挂号吧，没号可以加号”这样的答复。一次几百元的收费，明显偏离了实际提供的服务，也超出了边远地区患者的实际承受能力。一些患者反映，在网络问诊平台花费90元以上进行图文问诊，医生一般还会建议到医院挂号，而且能提供加号服务。网络平台提供的这种新兴挂号通道，实际上是网上的“号贩子”。对那些没有在网络问诊平台上付费问诊、获得加号的患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而一些并不负责任的医生，在没有实地查看患者症状的情况下，就在网上开出了药方，他们只是为了赚取那不菲的网络问诊费用。在手机App上开展的问诊服务，整套流程已脱离了医院这个载体，如果发生纠纷，又怎么进行定责、维权呢？
互联网公司早已想好了退路。在一家网络问诊平台的页面上，在一处较不起眼的位置上，记者发现这样一句话：“任何关于疾病的建议都不能替代执业医师的面对面诊断。所有门诊时间仅供参考，较终以医院当日公布为准。网友、医生言论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同意其说法。请谨慎参阅，本站不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然而，对那些急于求医的患者来说，他们是很难注意到这一并不鲜明、突出的风险提示的。
赚钱效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医生加入网络诊疗平台，部分医生甚至成了网红医生，收入不菲。网络兼职必然会消耗医生的精力，影响这些医生在医院的工作质量。如何规范医生的网络兼职行为，正成为摆在医院管理者面前一道新的难题。（津云新闻编辑刘颖）
